>31日。)国民党并不是可以施行政纲的执政党,从当时的*斗争形势看,维护共和,抵制袁世凯的独裁专制显然是最急迫的任务,因改组中,宋教仁按斗争任务的轻重缓急来处理政纲问题,突出民权主义,对民生主义加以变通,对男女平权采取暂缓的方法,以争取反袁力量的一致,对此不应加以苛责。
上述表明,宋教仁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既不是无原则的倒退,也不是向立宪派*立场靠拢,而是继续坚持了民主革命的立场,坚持与袁世凯斗争。在此后的*斗争中,国民党仍是革命民主势力的中心和旗帜。
当然,组建后的国民党也有明显的弱点。国民党成立后,*上趋于“稳健”,内部意见分歧、组织基础并不稳固。国民党议员之间、议员与地方实力派之间在不少问题上各执己见,步调不一,地域与小团体的色彩随处可见。国民党自诩“我们的党是站在民众方面的”,“民众信赖我们”,(《宋教仁集》第456页。)然而在实际活动中,国民党却日益疏远群众。更为主要的是,国民党全力注重于议会斗争,却忽视了在资产阶级没有完全掌握政权的情况下,议会斗争要有武装斗争作后盾。作为改组的主持者和设计者,宋教仁与国民党的这些弱点不无关系,但从根本上讲,这又是整个中国资产阶级的*水平或者说局限性所致。例如在武装斗争一点上,几乎包括孙中山在内的所有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都不屑为之,“破坏已终,建设方始,宪政实施,宜有政党”,(《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2页。)是所有资产阶级*派别的共识,政党只能在宪政的轨道上进行合法的竞争。如孙中山1912年4月在广东的一次演说中就反对有人“妄借扶正同盟会之名”,进行第二次革命的主张,他说:“试更以革命二字论,具有真理,何等神圣。共和之国,只有改良*之事,更无二次革命之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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