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海资本家组建的工商勇进党，在发起宣言中指出：以往由于封建主义的束缚和影响，工商界“未能联为一体”，“共谋进行之方”，今则“国体改为共和……此殆转弱为强之大机会矣”，可“各输其能力”，积极从事实业建设。(《民立报》1912年2月26日。)一些科技知识界人士也认为，民国成立，“君主不存，民主之幕既启”，以往的那种上书献策均“空谈无补”，只得“义取独善，星散四方”，学而无用的遭遇已经过去，今后该是广结团体，研究商学，“下苏民困，上纾国难”的时候了。(《中华民国商学会缘起》，《民立报》1912年2月21日。)
对新生民国的敬仰和信任，又使资产阶级认为革命已经成功，以后的主要任务应该是发展经济，建设和巩固民国。中华民国的成立，一方面，使他们觉得“三民主义中之民族民权主义已达目的，此后当视为要图而亟待规划者，宜莫民生主义”。(《黑龙江实业总会发起意见书》，《民主报》1913年1月12日。)另一方面，又使他们目睹革命战火中受到损失的国民经济亟待恢复；濒临崩溃的国家财政急需扶持；日益猖獗的外资侵略急须抵制，否则民国政权将难以巩固，国民生计将难以改善。所以无论是开拓财源、挽回利权，还是“舒苏民困”，(《西北实业协会之缘起》，《中国实业杂志》第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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