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侵略者首先撕破“兄弟”的伪装，暗助清军防守，抵制太平军的进攻。他们在“中立”面孔尚未摘下之前就已开始与清军联手镇压太平军了，恰如李鸿章等人在清政府还撑着不屑与“夷人”握手言谈的尊严时就已“忍辱”“虚心”请教、借用西洋长技一样。他们都是出自“务实”的需要，出自维护阶级利益的本能的需要，正是利益的需要构成了侵略者与清政府之间的“合作”之桥。此时太平天国仍坚持正义地认为，在自己的国土上作战不应受到外来者的干涉。他们不肯放弃攻取“异族”统治的每一个城市的目的，不愿原谅列强暗助清军与太平军为敌的行径，甚至宁愿与“洋兄弟”对抗也不屈服于他们的“好言相劝”。这样，原有的一种比较有利于太平天国的三角关系倾斜成轻重失比的天平，太平天国站到与两敌联合势力相抗的地位。
西方列强向清政府伸出联合之手，是因为他们与清政府同属既得利益阶级，清政府统治着中国，列强也已涉足其中，他们有维持国家现状以便于稳固统治、获得侵略利益的共同需求，是因为侵略者不可能在太平天国统治的国度里获得他们期望获得的利益，更为重要的是因为清朝廷内部的危机使清统治集团中一部分人抛弃了他们素所保持的成见，在列强特务人员的拉拢下露出比太平天国“灵活”得多的向列强靠拢的意向和行动，由于这一切，侵略者作出了支持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的选择。建议其政府作这种选择的侵略分子如此解释：“我们的利益和中国合法政权的利益交织在一起”，“我们遭受的损害将同清政府所受到的损害成正比例。”(《北华捷报》六○四期。)参与中国内战，镇压太平天国才有利于他们的殖民政策，因为太平天国所能给予的利益不能和中国政府有责任给予的利益等同。“纵使太平军答应不再侵扰我们，我们可以跟他们和平相处，但是他们不可能组成一个正式的政府与我们谈判”(《太平天国亲历记》第468页。)。
我们已经能够如此断定：西方列强各国是害怕太平天国运动的继续发展会让他们从不平等条约中取得的利益丧失，而且断定不可能从太平天国手上得到更多的利益，才将太平天国视为殖民事业的敌人，一变先前在中国内战中所持的“中立”态度而为拉拢清政府以求“合作”；清政府则是因害怕被太平军攻垮，无从保持满清政权、更无从保持“天下大国”之颜面，不得不痛苦地放弃素所保持的鄙“夷”之态，转而媚好外人，联合西方力量消除心腹之患。两者都因为面对太平天国运动的存在和发展，感到了太平天国的威胁，才踏上联合之路。这个联合的一方是要推行殖民政策，另一方则想习“西技”自强以安内攘外，虽然各怀鬼胎，但由此引发了中国的洋务运动。由此看来，太平天国运动对洋务运动的产生有着不容否认甚或可以说非常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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