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决天理教起义问题上那彦成面临着艰难的选择：一方面，十年来“不问教不教，只问匪不匪”的政策导致教徒大量发展，不仅在京畿、直鲁豫三省拥有大量教徒，甚至深入到皇宫之中和皇帝的身边这样一种局面，不可能用军事手段速战速决，镇压五省白莲教起义的教训可谓“殷鉴不远”，另一方面又面临嘉庆皇帝急于解决天理教起义的巨大压力。那彦成在此两难的情况下，充分发挥了其才能：既要满足皇帝速战速决的要求，又要避免重蹈镇压五省白莲教起义的覆辙。那彦成深知，作为军事统帅，一旦战事失败，不管原因是何结局大都只有两个：要么战死沙场，要么被军法处处置，因大小金川之战失利乾隆帝处死云贵总督张广泗以及大臣讷亲便是很好的例子[58]。鉴于此，如何避免重蹈镇压白莲教的覆辙，尽早取得“教匪”的全面胜利是那彦成考虑的中心问题，再加上他办事沉稳谨慎[59]的一贯作风，因此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策略成为必然的军事选择。而此时嘉庆帝最为担忧的是起事的“谋反”阴谋，在他后来的谕旨中也证实了这一顾虑，“此等逆贼蓄谋多年，敢于潜入禁城计图，内外互应，其同教党羽散布各省者不少，阴谋勾结甚为叵测。若不划除萌孽，虑滋后患，现在各处谣言虽难尽信，然不可布慎密防范。”[60]因此，他最关注镇压捷报的尽早传来。这样，皇帝与地方大员之间考虑问题的错位使得一场谴责与辩解开始了。传统史学界从歌颂农民起义角度，依据嘉庆帝的谕旨，认为那彦成作为直鲁豫最高军事统帅又兼直隶总督，“畏葸无能”、胆小如鼠，是清中后期官员腐败无能的鲜明体现。笔者依据当时奏折和谕旨对此提出了恰好不同的看法，认为那彦成作为处理地方事务的军政大员，深刻总结并汲取了镇压白莲教起义迁延时日的惨痛教训，竭尽所能地在同皇权周旋的同时实现了自己的围剿方略，正是有为督抚大员的代表，这一过程也恰好体现了皇权与官僚集团在利益错位时的运作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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