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为六七十个小型围区，每次行围若干区不等。为了便于进行木兰秋狝，清政府还从康熙四十一年（1702）开始，在北京至围场的沿途设置了许多行宫，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热河行宫，又称为避暑山庄。康、乾时期，由于皇帝经常去山庄避暑，因而热河行宫也就成了一个重要的-中心。
当年康熙帝之所以决定每年秋天在木兰举行行围活动，并非为了狩猎娱乐，而是具有重大的-、军事意义。这一点，从康熙设置木兰围场的时间上也可以看出，当时正是平定漠北蒙古之时。通过行围活动，不仅可以使八旗官兵既习骑射，又习劳苦，用以保持八旗官兵传统的骁勇善战和醇朴刻苦的本色，抵御骄奢颓废等恶习的侵蚀，做到安不忘危、常备不懈。同时，皇帝可以借每年的木兰行围，在那里定期接见蒙古各部的王公贵族，以便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满蒙关系，加强对漠南、漠北、漠西蒙古三大部的管理，这对于北方边防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所以说，木兰围场之选定在内蒙，并不单纯是因为那里地形好、兽类多的缘故。
嘉庆重视“木兰秋狝”，首先是因为它是康熙二十年（1681）后形成的一项-制度，也是一种大典。
雍正皇帝在位时期，虽然因种种原因没有举行木兰行围活动，但一再强调要在“适宜”的时候举行“秋狝”之礼。乾隆帝对于秋狝大典相当重视，自乾隆六年到乾隆五十六年，秋狝次数达四十次之多。嘉庆曾在乾隆四十九年（1784）随驾进驻避暑山庄和进行木兰行围，因此对木兰秋狝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嘉庆即位后，最初的三年是太上皇训政时期，且因乾隆年事已高而未有行围，只于每年的五月至八九月侍奉太上皇前往山庄避暑。嘉庆四年亲政后，又由于“教事”相当紧张，仍顾不上木兰秋狝。
直到嘉庆七年（1802）七月形势稍有好转后，他才第一次正式举行秋狝大典，并且郑重其事，发布上谕作了一番解释说：“秋狝大典，为我朝家法相传，所以肄武习劳，怀柔藩部者，意至深远。我皇考临御六十余年，于木兰行围之先，驻跸避暑山庄，岁以为常，敕几勤政之暇，款洽蒙古外藩，垂为令典。是避暑山庄，实为皇祖皇考在天灵爽式凭之地。朕祗承鸿绪，不敢稍自暇逸，特于今秋涓吉启銮，举行秋狝，实本继志之承。若以山庄为从事游览，则京师宫馆池篽，岂不较此间更为清适，而必跋涉道途，冲履泥淖，远临驻跸乎？朕之敬遵成法，不敢偷安，必欲前来山庄之忱悃，皇考实鉴临之，是以清跸才停，捷书已至，眷佑所昭，如响斯应。朕披览奏函，瞻依居处，不觉声泪俱下。”[1]
然而，尽管嘉庆特别强调秋狝大典的意义重大，但他举行的秋狝大典自开始起即屡屡遭遇不愉快，就是围场管理弊端百出，以致场内兽类稀少，秋狝活动流于形式。
嘉庆七年八月的木兰秋狝，嘉庆在永安莽喀行围过程中发现，有人将匿名揭帖系于所经草丛上，指责管理大臣玩忽职守，允许人马车辆随意出入，以致围内野兽稀少等。嘉庆帝自己也发现，行围中野兽确实稀少，因此颇为扫兴。他指责说：“从前每次随围，曾记此数围内野兽甚多，今已十载，未经行围，此次进哨，鹿只甚少，看来确系平日擅放闲人偷捕野兽、砍伐树木所致”，因而将管理大臣庆杰、阿尔塔锡交部议处，同时增设唐三营副都统，专门管理围场，以镶白旗满洲副都统费荫担任此职[2]。
嘉庆八年七月，嘉庆第二次启跸山庄，巡幸木兰。为了让臣工及子孙了解木兰秋狝的重大意义，嘉庆又特地撰写长文予以论述：从前圣祖仁皇帝岁时举行秋狝，著为恒典，我皇祖在位十三年，虽未出口行围，而登极以前屡经随扈，且恭读皇考避暑山庄后序，敬述皇祖面谕曰：予之不住避暑山庄及木兰行围者，盖因日不暇给，而性好逸恶杀生，是予之过，后世子孙，当习武木兰，毋忘家法。我皇考高宗纯皇帝，钦承世德，每岁校猎木兰，久而弗懈，垂训尤详。朕缵绍鸿图，亦惟式循前典，罔敢或愉……。盖我国家，诘武绥遐，意至深远，木兰行围，实岁时典礼所系，并非前代游猎可比，如以为游观之娱，则长途跋涉，策骑辛勤，较之京师御园清适，劳逸迥殊，何可娱乐？然以为无可娱乐而遂惮勤劳，朕实不敢出此[3]。他同时指出，“木兰围场为上塞神皋，水草丰美，孽生蕃富，我圣祖仁皇帝肇举行围，著为令典，世宗宪皇帝在位十三年，虽未出口行围，曾特降谕旨，以后世子孙，当习武木兰，毋忘家法。皇考高宗纯皇帝钦承世德，岁时秋狝肄武习劳，绥怀藩服，垂训谆谆，万世所当法守。”
然而，当嘉庆决定举行秋狝大典的时候，管理大臣、副都统韦陀保及蒙古王公上奏阻止说：围内天气寒冷，水草枯竭，不宜举行秋狝大典。这使嘉庆大为不满，随即派丹巴多尔济、孟住、满珠巴咱尔等前往察看，他们事后汇报说：该处水草虽不丰美，尚可驻扎，只是鹿只寥寥。这种说法颇为圆滑，“水草虽不丰美，尚可驻扎”，可以附和嘉庆举行令典的意见，而“鹿只寥寥”说明管理大臣、副都统韦陀保等所说不诬。嘉庆不得不又派王大臣绵循、绵懿、鄂勒哲依图、阿克栋阿等察看永安莽喀、巴颜锡纳、塔里雅图三围场，结果确实未见鹿只，嘉庆获报后“殊堪诧异”，但也只好作罢。他指责说：“闻近日该处兵民，潜入围场，私取茸角盗卖，希获厚利，又有砍伐官木人等在彼聚集，以致惊窜远飙，而夫匠等从中偷打，亦所不免，是以鹿只日见其少，此皆由管理围场大臣平日不能实力稽查，咎无可宥”，于是将韦陀保等交部议处，将乾隆五十七年以来所有管理大臣查议，并重申了有关管理章程，强调说：来年朕巡莅热河，必遵循前宪，于中秋节后即启跸至木兰行猎，亦断不先期派员前往查看，如彼时鹿只较前增多，自当将该管大臣及官员等量加奖励，倘仍复稀少，必将伊等重治其罪[4]。
嘉庆九年木兰秋狝，鉴于前次临时取消大典的教训，嘉庆皇帝早在夏初即派满珠巴咱尔、贡楚克什布特派前往察看围场情形，报称围内野兽稀少，不宜举行。嘉庆不甘心，又派额驸拉旺多尔济前往核查，汇报情况仍是如此，并且反映：热河副都统、围场总管大臣等，藉口工程需用木材，听任下属砍伐围内树木，以致各处砍剩木墩余木甚多，兼有焚毁枯株犹在，往来车迹如同大路，运木多人，各立寮铺，以致鹿只惊逸伤损，甚至携带-猎取鹿只、盗买鹿茸等。嘉庆听后大为不满，但也无可奈何，只好撤免处分一应管理官员后，决定停止行围[5]。
嘉庆十年，因东巡盛京谒陵，所以没有举行木兰秋狝。
嘉庆十一年木兰秋狝，有两件事情颇令嘉庆感到意外。其一是在墨尔根行围过程中，管理围场大臣、侍郎、副都统明志、散秩大臣舒明阿等人，擅离职守，离开所管地方，由围场外前往看城看热闹。嘉庆指责说：“行围所以肄武，法同用兵，阵式务当严密”， 明志等人的行为，表明他们“均属疏懒不堪”，理当处罚。结果，明志被革去侍郎、副都统职，降为内阁学士，管理太常寺；舒明阿革散秩大臣位，降为头等侍卫，令在大门上行走，并罚俸半年[6]。
其二是，在整个巡行过程中，嘉庆还发现，官兵等多无马可骑，行动迟缓，行期往往受阻。经查询，是官兵将官配马匹倒卖所致。本来按清代规定，随扈官兵每人配置马匹2－5匹不等，行前由官府发给配马红单，官兵自行认领，随扈结束后交还官府。如在随扈过程中马匹倒毙，使用者应将死马耳、马尾割下交公，作为凭证。而这种制度由于相沿已久，弊端顿生，不少人将配马红单变卖，等到使用时自然无马可骑，只好多人合用一马驮载行囊。由于原因复杂，嘉庆也只好申斥一番，下令严禁了事[7]。
嘉庆十三年巡幸热河，秋狝木兰，嘉庆也多有不满。在首次行围过程中，行围前查看，发现围内只有鹿只十余头，待行围时又只剩三头，且跑至围外，闹下天大笑话。气急败坏的嘉庆帝，立即将管围大臣绵偲、富勒珲、凝珠等免职，退出乾清门，罚俸半年；将管理蒙古围之三音佳图、喇特纳济尔第、噶勒桑栋罗布等人罚俸三月或半年。此后行围时，嘉庆发现其中的原因是，“哨内蒙古官兵上围，俱不整齐，纵放鹿只甚多，善猎人等，亦皆马上平常，竞不晓清语、蒙古语，且不遵王大臣约束指示，随意行走，殊属非是”，不得不要求王大臣“务将上围官兵严加管束，一律整齐，勿致走脱鹿只，必当拣派骑射精熟，通晓清语人员充当善猎”[8]。
嘉庆十四年，鉴于围内春夏间雨水较多，道路难行，暂行停止木兰秋狝大典。
嘉庆十五年八月，嘉庆再次巡幸木兰，即将举行木兰秋狝。这次秋狝，围内野兽稀少的问题仍很突出，就连前次被嘉庆称赞的蒙古王公所管巴彦布尔哈苏台等围场，也野兽“尤属寥寥”。问管理大臣丹巴多尔济等人，说是山冈上下多有人马行迹，山颠林木也较前稀少之故。嘉庆回想乾隆年间，当地林深草丰，野兽繁多，不觉大为感慨，不得不将原因归咎于管理围场官兵，是他们听任民人及蒙古人等私伐树木，偷猎野兽所致，指责说：围场“以供狝狩，为肄武绥藩之地，并非旷废民田，与寻常苑囿不同，自应严行约束，禁止樵牧”[9]，却漫无觉察，嘉庆不得不下旨申斥，并加重对违禁人员的处罚。
嘉庆十七年的木兰秋狝过程中，正红旗马甲恭纳春竟敢顶风作案，率领贼人盗罚场木，被官兵捕获8名，缴获车辆23辆。更令人惊奇的是，他们乘夜抢回人、赃，杀伤9名官兵[10]！可见管理之腐败。
嘉庆十八年八月的木兰秋狝，围内野兽稀少问题依然如故。虽然两次行围，猎获甚少，嘉庆兴趣索然，以致指责说：“近年哨内牲兽稀少，此皆由于偷砍树木及往来取便行走之人，惊逸兽群，致乏牲畜。”因此要求距离围场较近的喀喇沁王满珠巴咱尔，每年进哨三次，尽行稽查，如有偷砍树木、偷盗牲兽之人，即拿交围场总管治罪，对往来行走者也查明治罪[11]。而且，这次秋狝木兰还有一不快的事件，就是在嘉庆回銮过程中，京师发生了天理教徒围攻皇宫的动乱，嘉庆帝车驾不得不停留半道上，多亏二阿哥即未来的道光皇帝沉着冷静，使动乱很快平息，嘉庆才得以返回宫中。
嘉庆十九年，因受上年京师之变的震动，嘉庆及统治集团担心形势不稳，容易发生变故，故停止前往避暑山庄、木兰秋狝，官方的解释是野兽稀少、春夏雨雪较多，山路泥泞难行。
嘉庆二十一年八月，嘉庆在木兰行围过程中仍谕内阁，强调其意义：“木兰围场，自圣祖仁皇帝肇开其地，岁时狝狩，讲武诘戎，内外扎萨克蒙古藩部王公等，櫜鞬随行，以将其尊君亲上之忱。恩施优渥，赉予骈蕃，典至重也。我皇考高宗纯皇帝，六十年率行弗替，《圣制避暑山庄后序》，以木兰行围系于绥藩肄武者至钜，垂训后嗣，俾世世遵行。朕恪循成宪，每岁举行，既躬习勤劳，并以抚绥藩服，训练军伍。此与祖训勿改衣冠、骑射，同为我国家根本之计。列圣诒谋，所当万年遵守者”，他指责去年启跸热河时，御前大臣绵课阻止前往木兰一事，以及本年对行围一事部院大臣、直隶道府等官员颇多反对，说是“此不独欲以淆惑朕听，且以阻挠众志，是诚何心？直同背畔矣。此次进哨以来，风日暄和，毫无雨雪，现已行围过半，气候并未凝寒！”总之，“岁举秋狝，系我朝家法，必当永远遵循。嗣后每遇进哨，大小臣工概不准以雨水寒冷为词，妄生浮议，届时如实有应行停减之处，朕自行降旨倘有敢于尝试，仍复造作浮言希图阻止者，则行围之事与行军等，必将其人按军法治罪，立正典刑，不稍宽待。”
为了表明秋狝实欲锻炼八旗官兵忍受劳苦的精神，当直隶官员方受畴、姚祖同因本年节候较早，恐哨内天气寒冷，公捐棉衣二千件，为分赏办差兵丁之用时，嘉庆甚为不满，指责说：“此举大属非是。朕巡幸木兰，岁以为常，五年再闰，从前逢闰之年，历次举行秋狝，从无加赏兵丁棉衣之事，方受畴等创为此举，后将援以为例，若不能为继，兵丁等将以此生怨，且绿营兵丁由伊等捐赏，所有随扈八旗兵丁，又将谁为捐给乎？”[12]结果，方受畴、姚祖同以“市惠邀名，而不计沮惑众心，有乖政体”遭严行申饬，交部议处。
嘉庆二十三年，因嘉庆第二次东巡盛京，暂行停止木兰秋狝大典。
嘉庆二十四年，嘉庆皇帝在前往山庄前，特地发上谕指出：巡谒盛京与秋狝木兰，乃本朝家法，倘有无识之徒，敢于朕前建言阻止者，必将其立予革职，发往伊犁效力赎罪[13]。但到八月二十六日，由于当地发生水灾、河患，嘉庆不得不取消原定秋狝木兰的打算。但他仍写诗表白说：“初秋霖雨繁，湿云总难卷。塞北千万山，奔流下层。灌注潮白滦，怒涛互旋转。浮梁屡倾斜，冲没物料鲜。兵役倍艰辛，程期已三展。实无可奈何，申命罢行狝。”他同时重申说：“予花甲初周，精力强固，秋狝之典来年即可举行，初非自耽安逸、稍忘家法也”[14]。
嘉庆二十五年，嘉庆再次前往避暑山庄，准备举行秋狝大典。行前，他仍重申说：陪都为王迹肇基质地，秋狝岁举，讲武习劳，即借以倡率戎行，不忘旧俗。成宪昭垂，所当万年遵守无替者。诸臣若存偷安之心，微言示意，经朕觉察，立置于法，决不轻赎[15]。但他23日到德避暑山庄，次日即去世。可惜未能举行木兰行围活动。
（二）东巡谒陵
为了表示对列祖列宗的崇敬，嘉庆在频繁举行“木兰秋狝”的同时，还多次举行谒陵祭祖活动。其中嘉庆十年和二十三年的两次东巡谒陵活动影响最大。
清人的祖陵，分为三部分，即东、西陵，以及关外三陵。东陵位于直隶遵化县城西北的马兰峪附近，距县城约六十里。在嘉庆之前，这里安葬有顺治帝（孝陵）、康熙帝（景陵）、乾隆帝（裕陵）以及他们的后妃们。清西陵则坐落在直隶易县梁各庄的西边，距县城约三十多里。西陵在嘉庆前只葬有雍正帝（泰陵）及他的后妃。永陵位于兴京赫图阿拉（辽宁新宾县境）启运山下，这里是努尔哈赤的远祖孟特穆（肇祖原皇帝）、曾祖福满（兴祖直皇帝）、祖父觉昌安（景祖翼皇帝）、父亲塔克世（显祖宣皇帝）、伯父礼敦（武功郡王）、叔父塔察篇古（多罗格恭贝勒）等人的墓地。入关前称兴京陵，入关后于顺治十六年（1659）才改称永陵。福陵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及其后妃的陵墓，位于盛京东郊的天柱山。昭陵是清太宗皇太极及其后妃的陵墓，位于盛京北郊的隆业山。
清帝东巡盛京谒陵祭祖，始于康熙皇帝玄烨。嘉庆于乾隆四十八年曾随乾隆至盛京拜谒祖陵，在关外转一圈，从而领略了东巡谒陵的-气氛，其实就是“常念拓基难”。这从嘉庆当时所写下的诗句可以得到充分的反映。如诗中写道：“守成继圣王，功德尽巍峨。永怀肇造艰，克勤戒弛惰。”[16]“展礼珠丘思不匮，守成常念拓基难。”[17]总之，这次东巡谒陵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也对他此后举行东巡谒陵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一次东巡谒陵是在嘉庆十年（1805）七月至九月间举行的。那是在镇压了白莲教起义之后进行的，明显地具有“告慰”列祖的性质。但由于当时吏治腐败，经济凋敝，使这次隆重的活动也屡屡出现不如意的问题。
当嘉庆率领王公大臣浩浩荡荡走马关外时，见到的不是金秋时节的累累硕果，而是一片荒凉颓败的景象。尤其不能容忍的是，连皇帝通过的“御道”也“泥泞难行，并无民夫修治”。甚至“跸路数十里内，道旁并无一二官员带领民夫伺候，且亦无修道器具。”当嘉庆路过时，惟见将军“富俊等亲自扫除平垫”，询之，则以“民夫雇集维艰”，并有“呼应不灵之语”搪塞。嘉庆听后“殊堪诧异”，他认为“草野编民，分应趋事赴功，何至扫除畚锸之事，竟无人执役？”所以这些现象的出现，“总由地方大小官吏，平素诸务废弛”之故，既使皇帝“车驾经临，亦复怠缓从事”。对此，嘉庆十分震怒，指责说：“殊不思民不听令，则焉用官为？尚安望其能化民成俗耶？此等信口搪塞之词，罔顾急公奉上之义，太不成话”。将承修官分别给予惩处。
承修山海关至中前所大营一带御道之宁远州知州克星额，“系守土专官，外省州县，遇有上官过境，犹知出候送迎，朕昨日驻跸中前所大营，该州并未在宫门敬谨袛候，朕尚以其别有差使，因令军机大臣传到该州面询，则但称赶赴前途查看道路，及诘以因何不行预备民夫之故，则称先经派有民夫，因遇骤雨，俱行躲避，更属巧饰”，“似此昏庸玩误之员，岂可尚膺民社？”遂“著即革职，发往热河披甲”当差。知府善连、府尹良贵，俱因承修道路工程不利，命“先行摘去顶戴，交行在吏部严加议处”。侍郎花尚阿因负有管理地方之责，亦交行在吏部严加议处，降为内阁学士；良贵降为大理寺少卿。盛京将军富俊也难辞对属员管理不善之咎，交行在兵部议处[18]。
在祭祀扬古利、费英东过程中，嘉庆还发现，经过道路并非直路，竟然绕道四里多，自然很不高兴，指责说：“所有经由御路，自应取直行走。今迂绕四里有余，在承办道路之员，必以为迂远程途，可多为报销地步，殊不知绕道开修新路，将旗民田亩平治除垫者，不知凡几”，“总由盛京满汉各员，彼此不和，互相推诿，诸务废弛，以致种种错谬。”承德知县伊诚被“交部严加议处，所有此段道路不准开销”。将军富俊、宜兴等因“未能先事查察，咎无可辞，又不自请处分，殊属非是”，取消赏赐资格。
不久，嘉庆在召见将军富俊时得知，富俊早在十二日已经将任务布置，知县伊诚等人并不执行，侍郎花尚阿检查时也没有予以纠正，等到宜兴前往检查时，才进行了部分补救，于是将花尚阿降为四品宗室顶带，交宗人府以郎中补用；府尹良贵“人本老实，亦著用四品宗室顶带，交宗人府以员外郎补用”，富俊尽管督办道路尚属认真，但“不能先事和衷商榷，究未免稍存推诿，”令只以半价赏赐他一千五百两；宜兴免于处分[19]。
在巡幸途中，还发生了“因修道派夫之事，酿毙人命”案件。为修筑邱家屯一带道路，防御官英福等到此地派夫，民夫刘兴等称该屯旗夫全被披甲扎隆阿雇去，无法应差。后又追究其余人等，刘兴遂供出回民洪明宜表弟湛大，英福等便押着刘兴，带同官役雇工三儿追赶，并下令殴打。等到将湛大赶至河坡，一顿乱打，以致湛大落水仍不放过，又命三儿“用马鞭当头殴打，致令淹毙”。面对如此酷吏，嘉庆只得严惩，遂将官役三儿拟绞监候，交盛京刑部监候，秋后处决，入明年秋审情实。防御英福为主使，革职并发新疆伊犁戍边当差。已革知县伊诚因“于人命重案并不即时缉拿，几令正凶漏网，著发往乌鲁木齐当差”。三儿系骁骑校德特赫之仆，将德特赫降为领催。而湛大为“无故被殴身死”，“尸骸亦遭残毁，殊为可悯，”罚富俊、宜兴二人共出银二十五两，以二十两赏尸妻姜氏，五两赏呈控者洪明宜[20]。
尽管有如此不愉快的插曲，但这次东巡谒陵是嘉庆以在位皇帝的身份到这里祭祖的，而且是在“教事”平定后进行的，一切礼仪都不能不显得特别隆重。所以礼成后，嘉庆除恩赏诸色人等外，特地撰写了《盛京颂》八章及序文，强调东巡谒陵的重大意义，同时颁诏天下，用志盛礼。《御制盛京颂并序》写道：
我大清发祥长白，开万禩之丕基，太祖定都沈阳，肇亿龄之景运；太宗继统，式廓鸿猷；世祖入关，燕京定鼎，遂以盛京为留都。五部八旗，敬循成宪。圣祖三谒珠邱，世宗曾奉命往谒，皇考四诣陪京，聿昭诚悃。癸卯秋巡，携予小子，及成亲王、庆郡王、周历川原，展谒陵寝，登实胜寺西阁，敬观弓钺，垂训谆谆。莅清宁宫，遍抚旧迹，艰难祖业，永守毋忘。垂涕泣而宣谕，并示以祀神帷幔，不可更易。子臣敬领训言，心钦诚服。岁乙卯季秋三日，宣谕立储，敬悉癸卯秋巡默告三陵，迥思屡奉恩谕，益增悲恋之忱，弥切捧盈之惧。自授玺亲政以来，已阅十载，尚未恭谒祖陵，虔申孺慕。今岁涓吉孟秋，出关遵路，敬谒永陵，次谒福陵、昭陵，至陪都……[21]。
嘉庆就谒陵一事谕令内阁时说：
我朝肇基东土，景命诞膺，兴京盛京，实为发祥之地。桥山鼎建，万古维昭，一切创建规模，悉本列圣经营缔造，谟烈存焉。朕于乾隆癸卯秋，曾随侍皇考高宗纯皇帝虔诣三陵，荷蒙眷顾深恩，欲畀以付托之重，将朕名默告祖宗，吁祈鉴佑。今寅承大统十载以来，勤求宵旰，不敢怠荒，幸海宇义安，庶政就理，此皆仰赖列圣在天之灵，垂慈启牖。兹届升芗对越，大礼告成，景企前型，弥殷依恋，缅维我祖宗昔日开创艰难，栉风沐雨，凡我后世子孙，惟当敬念诒谋，祗申僾忾。今岁因诸皇子年齿尚轻，未及护侍，嗣后再举谒陵典礼，著派皇子等随从展谒，俾瞻仰珠邱，咸知追远报本至意[22]。
在颁发天下的诏书中，嘉庆指出：
礼隆报本，馨香远溯夫珠邱，典重陈禋，佑启洪延夫宝系。我朝诞膺景命，式廓鸿图，昌祚龙兴，恢基东土，缅维沈阳辽海，天作隩区，神模肇域，重光继序，笃慕升歆，列圣相承，详胪祀典。皇考高宗纯皇帝御极以来，四诣陪京，叠申殷荐，孝熙昭格，光被寰瀛，燕翼诒谋，万年笃祜。朕缵承基绪，抚驭纮埏,念缔造之艰难，凛祖考之彝训，绍庭上下，罔敢即安，夙夜兢兢，逮今十稔，幸荷昊苍甄贶，世德延禧， 海寓乂安，民物丰豫，宜修祀事以告虔，用迪前光而举典，于嘉庆十年秋，祗谒永陵、福陵、昭陵，恪守追享，仰契贞符，爰涖留都，率由成宪，昭上仪之景铄，绥渥泽以灵长，特沛德音，宏敷恺惠。……[23]。
应该说，嘉庆东巡的主要目的是回忆创业之艰难，思守成之不易，教育八旗官兵要发扬先人艰苦创业的传统，为维护清王朝摇摇欲坠的统治尽心竭力。但从嘉庆内在的动机来看，借东巡以观光的想法还是有的。虽说长途跋涉，道路并不好走，但关内关外沿路的自然景色，却是他在宫内所享受不到的；再加上长期受到政务的困扰，而此次东巡时心理负担相对地轻松一些，其感受就自然不同了。下面有一段嘉庆与直隶总督吴熊光的对话，倒是很能说明问题。
当时，在嘉庆东巡途中，吴熊光前往迎驾，与大学士董诰、戴衢亨同对。嘉庆兴高采烈地说；“道路风景甚佳！”这本来是嘉庆内心感受的一种自然流露，但吴熊光并没有趁机迎合，直言说：“皇上此行，欲稽祖宗创业艰难之迹，为万世子孙法，风景何足言耶”？嘉庆早就用这种话教训过别人，现在经这么一顶，气就有点不大顺了，反问吴熊光：“汝苏州人。朕少扈跸过之，其风景诚无匹句”。嘉庆对于二十多年前的那次随父南巡所留下的印象极深，并以为这一反问，当可驳倒吴熊光。但吴熊光仍没有顺势转弯，还是照直说：“皇上所见，乃剪彩为花。苏州惟虎丘称名胜，实一坟堆之大者，城中河道逼窄，粪船拥挤，何足言风景”？嘉庆听后更不是滋味，但又不甘心，再反问说：“如汝言，皇考何为六度至彼？”嘉庆以为把皇考抬出来，当可吓倒吴熊光。可是这个不知好歹的吴熊光竟坚持到底，他叩头说：“皇上至孝。臣从前侍皇上谒太上皇帝，蒙谕：“朕临御六十年，并无失德，惟六次南巡，劳民伤财，作无益害有益……’仁圣之所悔，言犹在耳。”[24]吴熊光反而将皇考这张牌打将过来，确使嘉庆无言以对。
这一对话，在刚开始时是完全无意的，但经过三问三答，却步步升级，以至当时在座诸臣“皆感震悚”，认为吴熊光这种敢言，必闯大祸无疑。好在嘉庆不仅没有怪罪吴熊光，反而“为之动容”，而且在以后的行程，更倍加注意这方面的问题。所以说，嘉庆对于巡游观光的念头不是没有，只是受到了主客观多方面的抑制，既受到自身涵养已久的崇俭黜奢观念的制约，也受到政务困扰和府库实不充裕的制约。而吴熊光所讲的那些话，实际上只是在这个大前提下才产生效果的。
嘉庆的第二次东巡，时间是在嘉庆二十三年（1818）七月底至十月初，也就是距第一次东巡又十三年了。嘉庆对这次东巡仍十分重视，并提早在二十二年六月便向臣工们打招呼。但大学士松筠对再举东巡之事不以为然，当即进行谏阻，他以“三辅亢旱，请将来年恭谒祖陵典礼暂缓举行”[25]。
松筠的用意很简单，无非是鉴于当时政局尚属艰困，象这类不急之仪典，能缓则缓，能罢则罢，这本是一番好意。但这一谏阻，果真是触怒了嘉庆。他抓住了松筠奏折中一些讲得不周密的话，加以引申，并大加训斥说：乾隆四十三年皇考高宗纯皇帝躬诣盛京，特降谕旨垂示后嗣，必当睠怀辽沈旧疆，再三周历，蕲于祖宗遗绪，身亲目睹，或无识臣工，妄以为不宜，当律以悖命之罪，诛之无赦。朕敬承圣训，拟于明秋再举躬谒三陵大典，用展孝思，时向臣工言及，尚未明降谕旨。今夏亢旱未得甘霖，昨据大学士松筠折奏，致旱之由，因朕欲诣盛京，列圣示象阻止等语，实属梦呓，怪诞极矣！成汤遇旱，六事自责，六事中有谒祖陵一节乎？况一年后之事，先为此言，摇惑众心，大玷首辅之职矣！设若明年直隶及盛京遇有歉收，朕亦不待奏请，何难降旨展期乎？……朕从不因言罪人，此等显背圣训之论，不能不惩治也。
但嘉庆毕竟心虚，所以又说：此奏若在明降谕旨之后，朕必将松筠置之重典，仰承皇考律以悖命之罪，立行正法。但今逢苦旱之时，有罪之犯，尚欲减等，究在未降谕旨之前，是以交军机大臣会同吏部议处”[26]。结果，松筠被革去大学士、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等职，仍带革职留任，八年无过，方准开复。嘉庆特别解释说：“此朕准情示罚，不得已之苦衷，此心不懈，期挽污俗，天下臣工庶其谅之。此旨著上书房存记，皇子皇孙懔承毋忘，仍通谕中外知之”[27]。这是嘉庆在去世前对高层官员所作出的一次最为严厉的惩处，而致罪之由，则仅是谏止东巡。由此可见，嘉庆之再举东巡，决心是很大的。
实际上，嘉庆此举并没有起到杀一儆百的目的。就在嘉庆二十三年四月，御史吴杰就针对谒陵派差一事，奏请禁止差务派累问题。这实际上是对嘉庆谒陵活动心存疑虑，嘉庆心中不快，但辩解说：“朕春秋巡幸，不准派累闾阎，随扈大员不敢私受馈贻，久经著有明禁。惟此次亲诣盛京，举行谒陵大典，恐经由道途遥远，该地方官办理差务，或以明岁系朕六旬庆节，如该御史所言，增设行宫点缀名目，并供给扈从各员酒食，著先期严行饬禁，不得稍事浮靡，致滋扰累。其该省总督藩臬，途中车马供亿，亦应自行备办，不得取给属员，致令藉词苛派。”[28]
不久，风霾示警，嘉庆下令求言，内外衙门官纷纷发表意见，尤其是，有三御史对处理松筠一事提出不同看法，这使嘉庆颇为尴尬，下谕内阁说：“昨因风霾示警，朕降旨求言，原冀闻政事之阙失，下民之冤苦，令各言官据实直陈，乃连日京堂御史中，竟有三人以松筠降谪之事为言，请仍召还内用者，实属莠言乱政矣。上年松筠陈奏，阻止盛京谒陵大典，朕钦遵皇考高宗纯皇帝圣训，宣示其罪，犹念其陈奏尚在未经明降谕旨以前，曲从宽典，仅革去大学士，降为二品顶带，仍授以察哈尔都统一品职任，此朕准情示罚，不得已之苦衷，曾令松筠跪读圣训，松筠亦慌怵知罪，并无几微负屈之意。朕以松筠多年旧臣，岁时赏赉无缺，意欲俟一二年后仍复召用，乃该京堂御史等，妄将此事牵引论列，以应风霾之异，其言太觉支离荒谬矣。松筠谪降，系上年六月之事，彼时何以不见眚灾告警？且言者果以松筠为屈，”何以当时没有站出来？对反对者进行指责[29]。
但御史李广滋很快揭发说：盛京为准备谒陵大典，竟张贴告示，按亩摊派钱款，盖平、海城各派钱数十万串，锦县则演戏设席，勒派绅衿铺户凑交银两。嘉庆不得不派宗室奕绍和戴均元与李广滋一起前往查证。结果发现，盖平、海城确实存在摊派问题，但嘉庆辩解说：“盖平、海城二县俱系派办道路，因例须先行垫办，事竣领价报销，是以各向钱店、当铺立约借钱，差后归还，并无派敛钱文数十万串藉肥私橐之事。”紧接着，嘉庆为自己东巡谒陵辩白道：“朕于嘉庆十年恭谒祖陵，迄今已越十二年，始再举行盛典，奉天各属士民，践土食毛，沐浴膏泽，欣逢朕临莅陪都，洒道清尘，即相率捐输，亦所乐为。况相沿旧例，借垫差赀，该商民等无不踊跃从事，并未闻有呈控派累者，该御史摭拾浮言，冒昧陈奏，岂非导小民以长刁抗之风？李广滋不胜御史之任，著撤回原衙门，仍以编修用。嗣后翰林院保荐御史，当遴选才识学品堪胜言职者，慎重保送，毋得滥举充数。”[30]
不仅如此，富俊奏报盛京地方普降雨水，加之奕绍和戴均元、富俊查明，李广滋曾于广宁途中与族侄李齐家谋划呈控一事，嘉庆决定严惩李广滋，指责说：“李广滋身为御史，胆敢与族人李齐家朋比为奸，代为添改呈词，必欲实其前言，阻挠大典，是何居心？谬妄已极？”派穆彰阿前去将李广滋革职拿问，送刑部交军机大臣会同严审定罪，结果李广滋被发乌鲁木齐效力赎罪[31]。
嘉庆的第二次东巡，与上次一样依次恭谒永陵、福陵和昭陵，顺道临奠宏毅公额亦都、武勋王扬古利、直义公费英东和克勤郡王岳托等先辈的陵墓。所不同的是嘉庆此时已五十九岁，将届花甲之年，也该考虑对东巡故都及恭谒祖陵诸事宜向后代作些交代了。上次他以诸皇子年齿尚幼，未令随驾，但已在祖陵前许愿：“嗣后再举谒陵典礼，著派皇子等随从展谒，俾得瞻仰珠邱，咸知追远报本至意。”[32]所以这次特命皇次子旻宁、皇四子绵忻随扈东巡，而将是三子绵恺留京，因而由旻宁接班之意甚明，而绵恺则作为后补，以备不测，至于对三子绵恺的看法，也就可想而知了。在谒陵礼成后，嘉庆写了《御制再举东巡，展谒三陵，大礼庆成记》，其向后嗣作交代的意图更为明显：
盛京为大清肇基之始，嗣服瞻依，典至重也。三陵巍然在望，水源木本，绍统传心，奠献展禋，不可阙也。”乾隆曾言：“以朕之景仰前型，勤恳若是，必三至乃得晓然于心，凡我子子孙孙，绍簦大统者，可不体朕志以为志，睠怀辽沈旧疆，再三周历，蕲于祖宗遗绪，身亲而目睹哉……，我后世子孙，诚能遵朕此旨，处尊位而常缅前劳，览当年原巘而兴思，拜旧里松楸而感怆，自必凛然于天眷之何以久膺，憬然于先泽之何以善继，知守成之难，兢兢业业，永保勿坠，则我大清累洽重熙之盛，洵可绵延于亿万斯年矣。非然者，或轻视古都，而惮于远涉，或偶诣祖陵，视同延揽古迹，而漠不动心，是则忘本而泯良。设有其人，即为国家之不幸，实不顾我后嗣之若此也，子若孙可不恪奉朕训而知儆怯乎？……或我子孙，尚知遵朕此旨，欲涖陪京，而其时无识臣工，妄以为人主当端处法宫，综理庶政，不宜轻出关外，此即我朝之乱臣贼子，当律以悖命之罪，诛之毋赦。
嘉庆解释说：
承此隆恩，实不忍少懈展谒三陵之寸衷，礼也，亦情也。爰于嘉庆乙丑秋，举行谒陵大礼，悉遵旧章，作颂纪事，至今又十有二年矣。祭不欲疏，疏则怠，怠则忘，是以再举东巡以伸积慕，携皇次子旻宁、皇四子绵忻，同来瞻礼，庶几仰副我皇考谆谆垂训，以盛京为根本重地，后世不可不再三周历之圣旨，感天佑而钦祖功，承先猷而启后嗣。予小子躬承授玺，亲聆训政，兢业守成，而致祭三陵，时巡旧国，为传心之大经大法。言念及此，奚可不溯此典？实不敢废此典，又何忍阙此典也。子若孙稍存偷安耽逸之心，竟阙此典，则为大不孝，非大清国之福，天、祖必降灾于其身，百官士庶，若妄言阻止，则为大不忠，非大清国之人，必应遵圣训立置诸法，断不可恕，况乱臣贼子，岂可容乎？
盖盛京为国家大本，三陵为发祥始基，躬亲祀事，稍抒悫忱，诚要务也。彼昏愚无识、习惰偷安之徒，比拟游观，又以劳民藉口，竟不知我朝旧制巡狩之典，除道成梁，皆出官帑，令行禁止，丝毫不累百姓，屬车所经由之路，蠲租赐复，禁踏田禾，夹道就瞻，欢腾鼓舞，方遂其望幸之忱，全无困苦之态，此予屡随銮辂多年，耳濡目染、躬亲阅历者也。”“我皇考垂训，盛京不可不去，南巡必宜迟，即不去亦可，礼典重轻，大相悬殊，岂可相提并论乎？景仰前猷，凛承庭训，尽此诚敬之微忱，分别重轻之典故，此心日久自明矣[33]。
读罢嘉庆这份《庆成记》，就可清楚地知道嘉庆为什么要严惩松筠了，一是皇考有言，“辽沈旧疆，要再三周历”，而他即位后只去过一次，若再拖延不去，他既不好向列祖、皇考交待，也不好向子孙后人交待。二是上次东巡，未命皇子随驾，使他们未能从典习礼，如果这次再错失机会，将有可能使这一传统性的谒陵大典中断，嘉庆自然担当不起这一责任。因为嘉庆自己也很清楚，自己已年届花甲，能再活多长？即使能再活若干年，再要进行长途跋涉的东巡，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三是对于东巡乃“游观”、“劳民”之类的说法，嘉庆本来就反感，松筠奏折虽未明说，但多少含有此意，这是嘉庆所不能容忍的。四是生怕自己因偶遇九旱便宣布暂停谒陵，无异是给子孙后代开了个先例，以后将不可收拾。有了以上种种考虑，嘉庆给松筠以降黜处分也就不足为奇了。
此次嘉庆回銮原定于九月十六日，此前曾特别要求富俊、明兴阿、瑞麟等，将沿途正副桥道督率文武官员，多集兵丁、人夫赶紧修理，务必一律平坦，如途间微有泥泞，朕亦不加深责，倘有深泥积淖，，竟致阻滞难行，必将该将军等，及承办文武官员一并从重治罪，并派松宁、色尔衮沿途检查[34]。
但不管怎么说，嘉庆秋狝木兰、东巡谒陵的次数和频率，虽然比不上康熙和乾隆，但从嘉庆正处于多事之秋这个角度看，他总算是谨遵祖制了。
三、 关于木兰秋狝和东巡谒陵
嘉庆帝为什么要劳民伤财，频频举行木兰秋狝和东巡谒陵活动呢？我们今天又该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嘉庆之所以要频频举行木兰秋狝和东巡谒陵活动，原因不外乎两点。
其一是祖宗家法的传统影响。清代历朝统治者都有遵守祖宗家法的传统。清朝自太宗皇太极以后即有所谓的祖传家法，太宗深知国语骑射对清王朝立国的重要性，故他死前即留下了“勿易国语骑射”的遗训。因此康雍乾时期也无不对此坚持不变。吴振棫就说：“我朝服饰，列祖所定。太宗尝诫后世衣冠仪制，永遵勿替。高宗重申训谕，刻石大内之箭亭，垂示久远。”[35]乾隆去世前也给嘉庆留下了“敬天法祖勤政爱民”所谓的八字方针，并反复强调其重要性，要求嘉庆坚持不懈。
嘉庆自己也早有法祖思想，体现在他即位前对王安石变法的批评上：“新法坏旧章，海宇情岌岌。青苗祸之尤，索逋民拘絷。”[36]在《必达于礼乐之原论》一文中，嘉庆指出：“为人君者……诚能守先王之旧制，参往圣之贻谋，以礼乐包乎政事而达乎大体，不崇末节，深思夫子之言，则治道岂不骎骎日上哉。”[37]《曹参守法论》也说：“夫参以武功为相，能知天下之大势，守前人之良法，保治谂民，度德量力，虽吕后亦不敢妄生觊觎。”[38]
嘉庆四年，国子监祭酒法式善条奏事件有亲政维新之语，嘉庆立即予以驳斥：“朕以皇考之心为心，以皇考之政为政，率由旧章，恒恐不及，有何维新之处？”[39]陕甘总督松筠上疏奏请开放私盐私铸等-，认为禁私盐私铸政策是“于民生有损，于国计无益”，不如“弛而化私”，人民“生路既多，必无他虑”[40]。嘉庆斥之为“所见殊属迂谬，断不可行”，“私盐私铸，律有明禁，系开国以来祖宗定制，岂得轻议更张？”[41]
他还时时以效法祖制相标榜。如御制《木兰记》中就说：“射猎为本朝家法，绥远实国家大纲，……承平日久，渐恐陵替，守成之主不可忘开创之艰，承家之子岂可失祖考之志？”[42]在御制《国朝宫史续编序》中，嘉庆说：“为政首崇法祖，治国必先齐家，千古之典常，奕代之准则也。”[43]御制《条陈故事》也说：“故事宜循先哲，树建率由力行，监于成宪，妄用更张，益生枝蔓，魏相敷陈守基要论。”[44]
嘉庆十五年黄河夺运，运河漕运出现困难，清廷不得不考虑改行海运，但遭到一些地方官的反对，嘉庆也很快改变态度：“其事之需费浩繁，诸多格碍，朕亦早经计及，今据分款胪陈以为必不可行，自系实在情形，此后竟无庸再议及此事，徒乱人意。河漕二务，其弊相乘，其利也相同，漕运由内河行走已阅数百年，惟有谨守前人成法，将河道尽心修治，”“断不可轻易更张，所谓利不百不变法也”[45]。但围绕漕运问题曾在官僚阶层内部引起一场有关祖制成例能否变通问题的争论。协办大学士英和就坚决主张改行海运：“今日之计，似系不可缓者，势值万难，未可稍事拘泥，必须破除成例，酌量变通，于事方可有济。若徒畏难苟安，总以仰仗圣主洪福遂毕乃事，则其弊必至不可收拾而不止，实非臣之所敢知也”[46]。而嘉庆则认为，现行则例皆经前人之咨谋审定，可垂久远，若其中有应时变通者，我列祖列宗早经斟酌尽善；朕鉴于成宪，不敢轻议更张，而在廷诸臣才识又岂能迈越前人，辄思更改旧制乎？[47] 次年他还特地撰写了《守成论》一文，以表达自己遵守祖宗成宪的决心。他在该文中首先谈到遵循祖宗成规的原因是：“盖创业之君，继前朝弊坏之余，开盛世兴隆之业，殚心竭虑，陈纪立纲，法良意美，无不详尽。后世子孙当谨循法则，诚求守成至理，以祖宗之心为心，以祖宗之政为政，率由典常，永绥宝祚，咸有一德，守之不变，丕基至于万世可也。”而“中叶之主不思开创艰难，自作聪明，妄更成法，人君存心改革，即有贪功悻进之臣从而怂恿，纷纭更易，多设科条，必至旧章全失，新法无成，家国板荡，可不戒哉？”最后谈到自己守成法的理由：“我大清圣圣相承，度越前古，典章制度钜细毕该，敬守成宪何敢稍易乎？惟百有余年，间有一二庸碌官僚因循怠玩，不遵旧制。予宵旰勤求，殚心修复，永昭法守，仰副训政授宝之深恩于万一。守成大旨，在于勤修欲废之章程，莫为无益之新图，成法不变不坏，屡更屡敝，徒自贻戚耳。况不守祖宗成宪，先不以祖宗为是，其心尚可问乎？若存此念，天必降殃，亡国之君皆由于不肯守成也。守成二字所系至重，敬天法祖、勤政爱民体在是，岂浅鲜哉”[48]。说明祖宗之法尽善尽美，已无变更的必要；否则，必将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基于此种思想认识，嘉庆十五年七月，侍郎玉宁等奏请在通州发放坐甲人米石，受到指责：“国家立法，皆有一定章程，若辄议变通，必滋流弊。京通各仓存贮米石，何项应贮何仓，及支放时何项米石应赴何仓关领，原有旧例”云云[49]。嘉庆二十一年十一月，御史罗家彦奏筹八旗生计，建议可令其纺织为生，嘉庆大不以为然，他郑重其事地召集诸皇子及军机大臣等宣谕说：“我朝列圣垂训，命后嗣无改衣冠，以清语骑射为重，圣谟深远，我子孙所当万世遵守。”同时指出，“我八旗满洲首以清语骑射为本务，其次则诵读经书以为明理治事之用，若文艺则非所重，不学亦可，是以皇子在内廷读书，从不令学作制艺，恐类于文士之所为，凡以端本务实示所趋向”，将罗冠以“欲更我旧俗”的严重罪名予以处分[50]。次年二月，吉林将军富俊奏请开征续生人丁税，被嘉庆斥为“不知政体”，说康熙当年所定永不加赋恩旨“所当永远遵行”[51]。
在这种思想观念支配下，木兰秋狝与东巡谒陵，作为父祖辈留下的传统典礼，而且又有乃祖、乃父谆谆嘱托，尽管面临财政拮据、臣工反对等种种困难，嘉庆皇帝也只能不得已而为之了。
其二，可以说是现实的需要。清王朝自入关建立全国政权，到嘉庆统治时期已历时近百五十年，清统治集团原有的勃勃生气几乎被历史消磨殆尽，中国封建社会固有的吏治腐败问题空前严重，不仅贪污问题呈现出普遍化、规模化、集团化等特点，而且整个封建官僚阶层对国家政务活动的冷漠和麻木，一味追取安逸的生活，从而导致封建-的极端废弛，也就是时人常说的“因循疲玩”。嘉庆四年编修洪亮吉在奏陈乾隆末年弊政时就说：“士大夫渐不顾廉耻，”“十余年来，督抚藩臬之贪欺害政比比皆是……出巡则有站规、有门包，常时则有节礼生日礼，按年则又有帮费，升迁调补之私相馈谢者尚未在此数” [52]。更有甚者，洁身自爱的人却不能见容于官场，“即有稍知自爱及实能为民计者，十不能一二也，此一二人者又常被七八人者笑以为迂，以为拙，以为不善自为谋，而大吏之视一二人者亦觉其不合时宜，不中程度，不幸而有公过，则去之亦惟虑不速，是一二人之势不至归于七八人之所为不止。”[53]可以作此注脚的是，乾嘉之际张惠言说：“方今官吏愦愦惟利私是骛，民生之计视若越人之肥瘠”[54]。而乾隆五十九年，朝鲜使者对中国官场的评价是：“大抵为官长者，廉耻都丧，货利是趋，知县厚馈知府，知府善事权要，上下相蒙，曲加庇护。”[55]由此可见当时贪风之盛行。
特别是作为国家柱石、曾经以英勇骁战著名的八旗军队，也越来越腐败，严重危及国家统治的稳固。“八旗将佐，居家弹筝击筑，衣文绣，策肥马，日从子弟宾客饮”[56]。“都统、副都统于会议之时，多不到班，其到班者，往往不以正务为意，或彼此相谑，言语无忌”[57]。高级将领养尊处优，玩忽职守，把勤习骑射训练武艺，处理公务，整顿营伍全行不顾，而一般士兵则在京城及各驻防地过着游手好闲的生活。
早在乾隆元年，乾隆就抱怨说：“八旗从前风俗，最为近古。迨承平日久，生齿日繁，渐及奢靡。如服官外省，奉差收税，即恣意花销……而兵丁闲散惟知鲜衣美食，荡费成风，旗人贫乏，率由于此。”[58]不少人就连骑射之技也已忘却，乾隆最后一次南巡杭州阅兵时竟有失落马下的笑话发生，故嘉庆四年正月的一道上谕中就说：“朕于甲辰年（乾隆49年）随驾南巡至杭，营伍骑射皆所目睹。射箭箭虚发，弛马人堕地，当时以为笑谈，此数年来果能精炼乎？”[59]乾隆五十三年林爽文起义平定后，清廷在清查台湾武备情况时发现，“台湾戍兵，多有卖放私回，以致缺额。其留营当差之兵亦听其在外营生，开-窝娼贩卖私盐。镇将等令其每月交钱，经年并不操练”[60]。而绿营也在逐渐蜕化。
这种情况到嘉庆时期变得更为严重。白莲教起义时，八旗将领也曾请缨赴战，但却是为了抢劫发财，“其在京谙达、侍卫、章京无不营求赴军，其归自军中者，无不营置田产，顿成殷富”[61]。他们在战场上的表现更差。嘉庆四年总统勒保就奏称：“键锐、火器两营京兵不习劳苦，不受约束，征剿多不得力”[62]。时人严如煜也说：“教匪之役，前后八九年，……各省提镇大营之兵，所驻通都大邑，地方平衍，风俗华靡，平时未尝远出城郭，一旦负枪荷戈，走山路数十里，汗--下，喘息不宁，又且饮醇啖肥，习以为常，山内包米杂粮，食不下咽，先自饥疲，与猾贼追逐百数十里，鲜不病乏者”[63]。因此作战时往往是“各路官军临阵辄令乡勇居前，绿营次之，满兵吉林索伦又次之”[64]。
而绿营等则因待遇太差而严重缺员，据嘉庆四年八月吴熊光奏：绿营“今乃视为畏途，退避不前，此皆由带兵官员不知体恤，任其褴褛冻饿，甚至以牛皮裹足，亦全不为意；其有赴义捐躯者，无论兵丁乡勇，俱不肯按名咨恤，何怪乎乡勇之不愿入伍食粮，兵丁子弟亦不愿报充营缺耶！”[65]由于官兵作战能力低下，表现极差，当时民间有“贼至兵无影，兵来贼没踪，可怜兵与贼，何日得相逢”之谣，又有“贼来不见官兵面，贼去官兵仅出现”之讽[66]。
在这种情况下，嘉庆热衷举行木兰秋狝和东巡谒陵活动，除了要表明自己敬天法祖的决心外，通过这些活动，使满洲贵族们学习先人英勇善战的光荣传统，恢复到当年叱咤风云，威震四方的水平，达到挽救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的目的。
客观地说，嘉庆频频举行木兰秋狝和东巡谒陵活动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其一是了解了当地的吏治、风习。如在东巡过程中，嘉庆就发现许多地方官员由于怠忽职守，“不急公办案”，造成悬案控案甚多，不得不承认，由于各官“通事延搁，甚或奸胥蠹役多方刁难，申诉为难，是以讯据该旗民人等，往往有不敢再向上宪衙门控告，情愿冒罪叩阍之供”。责令地方官，嗣后凡有诉讼案件，“均当即时秉公讯结”，“毋得仍蹈稽迟积习，致民隐稍有壅蔽”[67]。同时对当地官僚机构设置进行调整：奉天省所属州县，从前只用旗员，原以各该地方旗人生计，及一切交涉事件，惟旗员乃能熟悉，嗣因齐民编户渐多，遂参用汉员。今承平日久，闾阎生齿日增，地方事务较形繁剧，州县为亲民之官，旗员等多有从部院笔帖式等官铨补者，初膺外任，于吏治未经练习，转不足以资治理。结果，义州、广宁、开原、铁岭四州县系与蒙古接壤，专用满员；辽阳、宁远、复州、海城、盖平、宁海六州县专用汉员；承德、锦县由满汉兼用，所有官职均以曾任地方事务者优先[68]。嘉庆二十三年（1818）第二次东巡时，因“体察迩年市价加增，恐食指稍多之户，所得饷租尚不敷养赡”，特将移居盛京宗室月食饷银三两之户，每年于盛京户都内仓额征粟米项下，每户赏给22仓石，每年分春秋两季散给，俾生计益臻宽裕，用示朕布惠推恩至意[69]。上述不论政策的放宽或采取“恩赏”补贴的办法，对旗民生计有一定的好处。
那么，如此意义重大的活动，为什么不能得到臣工的支持，反而屡屡遭到她们的抵制、反对？这与皇帝出巡花费巨大有密切关系。
如，嘉庆东巡盛京谒陵，虽然事前严令“所过州县不令丝毫扰累”，而实际上，嘉庆时期由于国库空虚,加上吏治废弛，-腐败，官员办差“摊捐洒派”，比比皆是。嘉庆十年首次东巡时就发生“科派壮丁，馈送内务府大臣官员”的案件。仅亲王接到匿名揭帖中，有控告内务府佐领延福等“派令壮丁攒凑出银，办理差务”。据查是因整治盛京宫内陈设铺垫及办事公所一切器具无处交销，经将军富俊允准，令“每壮丁各出银八钱，共凑交银一万二千余两”。而在此间佐领延福等人则用派来的民脂民膏贿赂内务府大臣。他们对曾经“馈送内务府大臣官员及各处太监猪羊酒米等亦于此处开销”供认不讳。“朕銮辂经临之所，每戒饬地方官毋许丝毫扰累，即扈从人等，早经严谕禁绝馈遗，上年富俊到京时，曾屡加面询，据称此次办差，一无派累，今即因盛京宫内陈设铺垫及公所器具什物，有须修补之处，计需费亦属无多，朕此次派令巴宁阿前来办理一切工程，支用银十三万余两，此等修理工程，亦系公需，富俊既早经查明，即应并计银数，奏明动款支用，乃率听该佐领等科派壮丁，致有匿名呈控之事，而于该佐领等致送内务府大臣官员食物之处，又不能约束禁止，任听花销，皆系富俊办理不善之咎”[70]。官帑本就取自于民，嘉庆东巡一次就耗资200万，加之办差官吏借机科派或“借资民力”，无疑要加重人民的负担。
木兰秋狝也存在走形式和扰民的问题。由于围场破败，走兽稀少，狩猎活动势必留于形式。加之当地经济凋敝，已经不堪重负，人民生计大受影响，频频举行木兰秋狝活动，自然受到臣工的反对。嘉庆十九年英和就反对说：“肄武习劳，联属外藩，为本朝家法。然臣屡经进哨，查看蒙古情形，迥非昔比。昔之蒙古马匹众多，乐于从事，今则马匹蕃庶不能如前，每岁行围不无赔累。恭查世宗宪皇帝时即未举行秋弥，仍不至有旷废，无用每岁前往，如此则国家经费所省者岁不过数十万，而于直隶民力、蒙古生计所全实大。”[71]只可惜，这种反对意见并没有被嘉庆采纳，而是在考量其-意义这个前提下遭否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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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清经世文编》卷48，《筹漕运变通全局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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