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的治经方法和学术风格，内容上则与王氏父子的《经义述闻》、《读书杂志》等相互补充。这种“通儒式”著作与其他专门大师的著作相比，精深或有不及，但在梯梁后学方面则有着更为重要的作用。正因为此，在新旧交替、古学式微的19世纪后半期，俞樾在中国和周边国家的那些力主维护传统文化的学者当中产生了特殊的影响。人们将俞樾看成是近代传统学术领域最具代表性人物。[4]日本学者则誉之为中国经学“殿后之巨镇”，新旧过度之“大步头”。[5]（卷二十三，p.32）俞樾去世后，光绪帝特颁上谕褒奖，并诏入国史馆《儒林传》。
二
1870年，有日本商人从俞樾处印刷了30部《群经平议》和《诸子平议》，并将其带回日本。这是俞樾著作流传日本之始。这时，日本明治维新已经开始，“文明开化”成为日本的基本国策之一，欧美的新学说、新思想像潮水般涌入该国。而传统学说尤其是由中国传入的“孔孟之道”“几乎扫地”，“一时殆有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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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罗雄飞（1964—），男，汉族，福建宁化县人，北京物资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
赵 剑（1968—），女，汉族，北京市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国政系副教授。
之议”。[6](p.90)面对逼人而来的西学潮流，日本一些仍尊奉儒家学说的所谓“有志之士”，起而研究儒经，阐扬儒学，以期能收崇儒卫道之效。这些人在-上较为保守，大多曾是维新派的对立面。如大槻磐溪[①]，他在1868年因反对西南三藩、“主张合纵之说，故至下狱。”[6]（p.90）竹添进一郎[②]亦曾向有关人士献言，认为“三藩可讨，德川氏可救。”“几不免于祸”。[6]（p.90）这些人都“不喜新政”[6]（p.90），认为“耶苏之说”、“化学重学之论”，“皆与吾名教相悖”。“对非泰西之书则弗敢读、非泰西之道则弗敢讲”的局面，尤感痛心。[7]（小幡严文）他们在-上遭到失败后，“退而授读田间”，努力在文化上力挽周孔之道。他们的努力，虽不能使“圣学”“复昔时之盛”，以致“圣学、洋学混为一途”，然在西学日益盛行的同时，儒家学说作为对西学的反动为他们所提倡，亦得到一定的振兴。[7]（小幡严文）俞樾的著作传入日本，正适应了这些人研究儒经、阐扬儒学的需要。正因为如此，在日本才会出现“书来海外皆争购”[7]（楠木孚嘉诗）的景象。他们对于俞樾的著作，读之而有“海外知己”之感。[7]（盐谷时敏文）俞樾亦被他们视为拯救“名教”的“豪杰之士”。有学者称：“盖先生非止世所谓儒者，而实可谓旷古不世之豪杰也。”他们甚且强调，正是因为天生俞樾，才使“名教未灭”。[7]（小幡严文）可见，俞樾的著作传入日本，对日本儒学的振兴起了不小的作用，俞樾本人亦因此受到一些日本学者乃至其他人士的尊奉。日本有位叫田边的驻华参赞，还在日本造了一座“仿俞楼”。
鉴于俞樾在日本的广泛影响，1882年，日本著名社会活动家岸田吟香[③]和著名僧人北方心泉[④]将日本170多家诗作寄到苏州，请俞樾为日本选定诗集。此项动议由岸田吟香提出，北方心泉具体负责，松林上人[⑤]从中联络。俞樾用了5个多月时间，选定《东瀛诗选》正编40卷，《补遗》4卷，载日本江户、明治两代158名文人的汉诗5200多首。中国人所编日本人的汉诗集，最早是光绪年间寓日的陈鸿浩所编的《日本同人诗选》4卷。俞樾此编，其选材之精，容量之大，均大大超出陈氏所编。《东瀛诗选》不但是中国人选编的最早的汉诗集之一，亦是一部颇具权威性的汉诗集。需要指出的是，俞樾从事 此项工作，正值太夫人、夫人、长子相继去世之后，心绪极不佳。他曾布告海内，宣布以1882年八月为始，停止作文三年。然就在此时，日本友人请他为日本选定汉诗集。他虽有些犹疑，但最终还是“受而不辞”[8]（参看序言）。对于“受而不辞”的原因，他自己有过两种说明。他在给北方心泉的信中说：“东瀛文物，企仰素深，果能探其渊海，撷其精华，何幸如之。”[9]（p.229）他在《东瀛诗纪》中又说：“海内外习俗虽异，文字则同，余谬以虚名流播海外，遂得假铅椠之事，与东瀛诸君子结文字因缘，未始非暮年之乐也。”[8]（参看序言）其实，以上两种因素兼而有之。俞樾在此之前，曾阅读过日本学者物茂卿[⑥]的《论语征》、盐谷世宏的《宕阴存稿》、安井平仲的《管子纂诂》和《论语集说》。由此可见，他对“东瀛文物”确然有所企仰。他所谓“与东瀛诸君子结文字因缘”，则于平淡之中，有着更深的意义。在西学泛滥、“圣道”衰微之际，日本的这些文人、学者，起而崇儒卫道，俞樾自然将他们引为同道。俞樾与这些日本学者一样，对日本的明治新政心存抵触。19世纪80年代末，他为《日本新政考》、《日本图经》两书作序，通篇文章竟未有一言涉及新政，且强调“一切洋务，……皆非所知，亦非所欲言。”[10]（卷八，p.4）他对日本新政的排拒态度，可谓跃然纸上。因此，我们可以说，俞樾此举并非单纯“结文字因缘”，他之所以在极度悲伤之际，毅然以此自任，正是受其宏扬“圣道”的使命感驱使的结果。从该书刊刻后的反响来看，俞樾付出的心血，还是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俞樾的学术乃至中国传统儒学在日本的影响，亦因此进一步扩大。
论及俞樾在日本的影响，井上子德[⑦]的作用亦不可忽视。1884年，井上子德以大藏省官学生的身份来到中国。他久仰俞樾之名，遂至杭州俞楼谒见，请求受业门下。俞樾“辞之不可”，“遂居之於俞楼”。[11]（卷十，p.6）井上子德师从俞樾三年，“学问、文章大有所进”[7]（小幡严文）。井上子德回到日本后，曾奉命出使英国和其他一些国家，活跃于当时的日本外交舞台。他在日本的外交和文化领域都有不小的影响力。这对扩大俞樾在日本的影响自有不小助益。
俞樾所以能在日本保持持续的影响力，主要是以上三种因素交互作用所致。在三种因素中，著作的流传是最根本的因素，后两者属派生性因素。此外，俞樾的书法在日本亦颇具影响，其雄浑、粗犷的篆、隶书法，深受一些日本人的喜爱。
随着俞樾在日本的影响日益扩大，与俞樾交往的日本人逐步增多。他们或造庐见访，或以诗歌相酬唱。据笔者掌握的材料，与俞樾有过交往且留下记载的日本友人多达近40人。俞樾在1867年给戴望的一封信中，第一次谈及与日本人士的交往。他说：“日本士人，仆於上海亦见其一，然不足谈。”[12]（卷一，p.6）1877年，日本文学博士、东京大学教授竹添井井到苏州访俞。这次会面尽管语言不通，双方只能“笔谈”，但彼此感觉融洽，互有知己之感。此后，两人书信往返，情谊日深。可以说，竹添井井是与俞樾结下深厚情谊的第一位日本人士。俞樾在《诗编》《词录》《随笔》以及《东瀛诗纪》中都谈及两人间的交往。俞樾还曾为他的《栈云峡雨日记》和《左传会笺》两书作序。《东瀛诗选》刊刻和井上子德受业门下，进一步扩大了俞樾在日本的影响，与俞樾交往的日本人士亦因此增多。1888年，佐藤楚材以88岁高龄向俞樾赋诗征和。1890年，俞樾年届七十，井上子德在日本遍征诗文，以此为俞樾祝寿。井上子德共收到29位学者的4篇寿文和约50首诗歌（胜海舟的和歌未译出），并于第二年寄至苏州。俞樾把它刻成一集，名曰《东海投桃集》，后收入《春在堂全书》。1898年，有位叫中岛雄的日本友人以句丽古碑拓本相赠，俞樾为赋“句丽古碑歌”。次年，桥口太郎寿用西法为俞樾拍照，并声言要把它“置之大学堂”[5]（卷十七，p.6）。1901年，日本国子爵、王后之兄长冈护美到苏州造访，双方互以诗歌相赠。此后几年，俞樾与村山节南、鸿雪爪、湖山小隐、蓄堂生结城琢、金井之恭、菊川炳文、樱井勉、野口斋如等日本文人时以诗歌相唱酬。其与日本驻杭领事大河平隆、驻上海领事白须直往来亦甚密切。为便于日本人阅读俞樾的著作，樱井儿山为作《春在堂全书类聚目录》，俞樾赠诗相谢。1903年，俞樾为日本著名学者大贺旭川的《诗钞》作序。他在序文中强调：“万变者法，不变者道。”且推许大贺氏为“知道者”。文章最后则有这么一段话：“先生今年八十有五，余今年八十有三，……海天寥阔，二老存焉。以风马牛不相及之人，而所见略同，既以自慰，亦以自壮。……《诗》不云乎，‘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愿吾两老人共勉之。”[13]（卷九，p.33）这段话既表现了俞樾维护“圣道”的执着精神，又流露出他对“圣道”日趋式微的无奈与惶恐。可以说，正是崇儒卫道的使命，把俞樾与众多日本友人联系到一起。而这些人在一定时期的活跃，则是俞樾在日本有着持久影响的社会文化基础。
以上概述了俞樾与日本友人交往的一些基本情况。具体交往内容详见下表：
内容
姓名
交 往 情 况
资料来源
页码
大槻磐溪
赠俞樾《爱古堂漫稿》一书，俞樾为书“岳雪楼”三字。
《春在堂随笔》
90
大河平隆
驻杭州领事，俞樾曾以诗赠之。
《春在堂诗编》22
6
大贺旭川
俞樾为其《诗钞》作序
《春在堂杂文六编》9
31
无名氏
与俞樾直接交流的第一位日本人
《春在堂尺牍》1，《与戴子高》
6
井上子德
见正文
《春在堂杂文四编》8
5
冈鹿门
赠俞樾《玉篇》一册、高丽参2斤
《春在堂尺牍》6
1-2
中岛雄
赠俞樾“勾丽古碑拓本”
《春在堂诗编》14
6
长冈护美
曾过访春在堂
同上18
16
心泉小雨
具体实施《东瀛诗选》的选编计划
同上10
1
石川舜和
心泉师傅，请俞樾书一条幅
《文献》2001年2期
236
本田种竹
寄赠《戊戌游草》一书
《春在堂杂文六编》9
28
白尾锦东
俞樾托其捎书信给心泉
《文献》2001年2期
234
白须温卿
驻苏州领事，与俞樾交往密切
《春在堂诗编》21、22
8、1
竹添进一
见正文
《春在堂杂文续编》3；《春在堂随笔》
5；80
村山节南
出面请俞樾为吴县主簿叶氏作墓铭；
赠俞樾樱花一盆，赠糕点
《春在堂杂文六编》5；
《春在堂诗编》20
47；12、24
佐藤楚材
以诗歌相酬唱
《春在堂诗编》12
5
岛田彦桢
曾过访春在堂，俞樾为其《古文旧书考》题跋，俞樾为其母制寿序一篇
《春在堂杂文六编补遗》2
31、43
青山勇
请俞樾为其《日本国史纪事本末》作序
《春在堂杂文三编》3
9
松林上人
联络《东瀛诗选》具体事宜
《文献》2001年2期
229
岸田国华
提议请俞樾选编日本汉诗，俞樾为其两部医学书作序。
《春在堂诗编》11；《春在堂杂文四编》8
4；6
金井之恭
以诗歌相酬唱
《春在堂诗编》10
10
品川忠道
驻上海总领事，曾向俞樾求字
《文献》2001年2期
237
桥口太郎寿
用西法为俞樾拍照，拟带回日本置之大学堂。
《春在堂诗编》17
6
桥口诚轩
俞樾为其诗歌集作序
《春在堂杂文六编》9
28
盐谷青山
1890年为俞樾作寿文，刻入《青山文钞》。
《春在堂杂文六编补遗》2
44
铃木
以葛冈所编《日新学报》示俞樾
同上
32
铃木莲岳
以塔泽山庄园求题
《春在堂诗编》20
27
菊川炳文
以诗歌相酬唱
同上21
33
野口斋如
寄诗贺俞樾重筵鹿鸣
同上21
24
馆森鸿
大学教授，曾过访俞樾
《宋恕集》（下）
578
鸿雪爪
以诗歌相和
《春在堂诗编》20
10
湖山小隐
同上
同上20
10
蓄堂生结城琢
同上
同上20
10
嘉纳治五郎
竹添女婿，俞樾自谓有“周旋之雅”。
《春在堂诗编》19；《春在堂杂文六编补遗》2
19；32
僧无适
以诗歌相酬唱
《春在堂诗编》11
1
樱井勉
同上
同上21
33
樱井儿山
赠俞樾瓷器一匣，为俞樾著作作“类聚目录”
同上22、23
31、8
冈松君盈
俞樾为其《常山纪谈》作序
《春在堂杂文四编》8
5
说明：1、《春在堂尺牍》和《春在堂诗编》1—15卷为光绪二十三年重订本，《春在堂诗编》16—23卷为光绪二十五年重订本；《春在堂杂文》一编—四编为光绪二十三年重订本，五编—六编补遗为光绪二十五年重订本；《春在堂随笔》为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文献》系指《文献》季刊杂志。《宋恕集》（下）为中华书局1993年版。
2、由井上子德所征集诗文的29位作者尚未统计在内。这29位学者是：岛田重礼、盐谷时敏、小幡俨、荻原裕、胜海舟、冈本迪、小野愿、福井繁、市邨谦、川口翯、小山朝宏、杉浦诚、口口忠廉、关泽清修、山田尚俌、楠木孚嘉、土屋宏、赤松渡、向荣、谷铁臣、稻毛质、柏原谦、龟谷行、江马饮、吉田贤辅、蒲生重章、日下宽、坂田茂、山田钝。
3、有些日本友人如竹添等，俞樾诗文中记载较多，表中仅择其主要事迹。
三
在韩国，俞樾的影响虽不象日本那样显著，然亦有不少学者与俞樾保持交往。1892年，朝鲜人池文光至苏、杭造访俞樾。他在苏州、杭州两度落空后，一面在杭州住下，一面致书俞樾，称俞樾“学贯无（天？）人，士林宗标，是真可师也。”[14]（p.83）5个多月后，两人终于在杭州见面，俞樾赋诗以赠。诗曰：“万里东瀛外，乘槎到浙中，远烦平壤客，来访曲园翁。归国期难定，怀人句转工，吴山还越水，夏雨又秋风。自愧衰羸甚，虚叨誉闻隆，西湖好风月，聊慰子游踪。”[11]（卷十四，p.7）俞樾对池氏的受业请求，以“衰羸”辞而弗受，然俞樾在韩国的影响，则由此可见一斑。1904年，朝鲜诗人崔晓林至杭州拜访。次年，又有韩国的金于霖、张浙云以诗文求序。同年，韩国正三品宏文馆纂辑官金泽荣致函俞樾，极道仰慕之诚，称俞樾的文章“关乎时运”[14]（p.83），还寄赠数篇诗文。俞樾和诗一首，并寄赠《春在堂全书录要》。
俞樾是我国近代对传统文化较为保守的一位学者，他以传承传统文化为己任，以梯梁后学、守先待后作为自己的治学宗旨。从俞樾与日本、韩国友人的交往看，从其著作在海外的流传情况看，俞樾之所以受到日、韩一些学者的敬仰，均与特定时代的文化变迁息息相关。然而，尽管在他们眼中，俞樾为文化保守的代表性人物，但是，他们对俞樾学术成就的推崇和介绍，扩大了中国传统文化在这些国家的影响，是近代时期中国传统儒学外播、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表现。
（资料来源：《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年02期）
[1]顾颉刚.秦汉的方士和儒生[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2]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东方出版社.1996.
[3]俞樾.刘师培等著.古书疑义举例五种[M].中华书局.1956.
[4]专诸.朴学大师俞曲园先生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J].国艺.1940年1卷.5、6合期.
[5]俞樾.春在堂诗编[A].春在堂全集[Z].光绪二十五年重订本.
[6]俞樾.春在堂随笔[C].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
[7]东海投桃集[A].春在堂全集[Z].光绪二十五年重订本.
[8]俞樾.东瀛诗纪[A].同上.
[9]转引王宝平.流入东瀛的俞樾遗札[Z].文献》.2001年2期.
[10]俞樾.春在堂杂文四编[A].春在堂全集[Z].光绪二十三年重订本(石印本).
[11]俞樾.春在堂诗编[A].同上.
[12]俞樾：春在堂尺牍[A].同上.
[13]俞樾.春在堂杂文六编[A].春在堂全集[Z]光绪二十五年重订本.
[14]俞润民.德清俞氏[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②]竹添进一郎：（1842——1917年），名光鸿，字渐卿，通称进一郎，号井井。日本近代著名学者、外交官，以《栈云峡雨日记》著称一时，曾任驻天津领事、驻英公使。
[③]岸田吟香：（1833——1905年），名国华，号吟香，日本冈山县津山人，明治时著名社会活动家、实业家，曾在上海经营乐善堂，销售药材，出版图书。
[④]北方心泉：（1850——1905年），名蒙，字心泉，号月庄，别号云进、小雨，日本金泽市常福寺第十四代住持，属真宗太谷派。
[⑤]松林上人：字孝纯。余不祥。
[⑥] 物茂卿：（1666——1728年），名双松，又名荻生徂来，字茂卿，江户时代著名学者。
[⑦]井上子德：（？——1900年），名政，字子德，别字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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