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汉学自顾炎武开山，阎若璩、胡渭奠基，惠栋确立之后，至乾隆、嘉庆年间发展至极盛，由文字、音韵、训诂入手以寻求经书义理的主张，历经几代学者的推阐，也成为汉学家普遍信奉的治学宗旨。就连激烈反对汉学的理学家方东树也不得不承认：“此论最近信，主张最有力，所以标宗旨，峻门户，固壁垒，示信学者，谓据其胜理，而不可夺矣。”[1]但实际上，汉学家对本学派宗旨的理解是不尽一致的，所强调的重点也有差异。因此，尽管他们都坚持由文字、音韵、训诂入手来寻求经书义理，但各人的思想主张并不完全相同，学术实践的途径也有差异，获得的成就也不一样。其中，尤以戴震和阮元最为典型，反映出汉学家内部两种几乎完全迥异的治学风格和学术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