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因边疆方志修撰而成西北史地名家

早在乾隆朝之前，有关西北的著述已有问世，后来随着清朝用兵西北的成功与西北统治的建立，这类著作逐渐增多，或是亲历西北者的记闻之作，或是国家组织编写的国史方略，或为地方官员组织修撰的方志类著作。探究这些著述的写作动因，多是为了适应清朝政府对西北边疆的管辖治理。当时官修有关西北的书籍，主要有《平定准噶尔方略》、《钦定西域图志》、《西域同文志》、《大清一统志》、《钦定河源纪略》及《钦定蒙古回部王公表传》等。这些著作的修纂意义不只在于为皇帝歌功颂德，更为后人提供统治的样板。与中央官修西北著作的纂修动因相同，清代新疆的地方官员也组织修纂一些方志类的书籍，这些以佐理政事为目的的著述，因其真实性与实用性而成为后来西北史地研究最直接的渊源，徐松的西北研究也即起始于新疆方志的撰修。

徐松之前，另一位具有国史撰修经历的学人祁韵士曾有机缘编纂新疆方志，他在遣戍伊犁期间，受松筠之请主纂了《西陲总统事略》一书。徐松于嘉庆十七年（1812）被发配新疆时，时任伊犁将军是再次任职新疆的松筠。松筠委请徐松做《西陲总统事略》的增补续修工作，并在嘉庆二十年（1815）至嘉庆二十一年（1816）间，安排徐松进行天山南北两路的考察活动[1]。

徐松以自己的学识优长，又对天山南北之地进行了实地考察，这使得在《西陲总统事略》基础上修成的《新疆识略》更加成熟。相比较来看，《新疆识略》在体例上更加完备，在内容上更加丰富，在叙述上更加准确。书中徐松不仅对于《西陲总统事略》的繁琐细目做了进一步的概括，对其内容的安排做了调整，使之更加合理；他还仿照《文献通考》之例，每门皆立小序，以叙著述之意；为简明起见，徐松还增设了道里、水道、职官姓氏、卡伦、哈萨克世系、布鲁特头人等六表，将各表分附有关门类之后，使图、表与说三者互相参证，尤其是在图表的绘制、地名的考核与事件的详略上都堪称别具匠心，虽然各幅舆图仍是不注经纬，不标比例，但在文字的叙述中，各地的经纬度已有了记录。

徐松在完成《新疆识略》同时也撰写了他的另三部西域史地著作的初稿，即《新疆赋》二卷、《汉

书西域传补注》二卷与《西域水道记》五卷。《新疆赋》前有赋序，后分新疆南路赋、新疆北路赋二章，仿汉代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的体例，以葱岭大夫、乌孙使者相为问答，分咏天山南北二路地理形势、清代开辟边疆的宏大事业，为一部清朝当代史地著作。正文之外，作者还加有注解。这是徐松著作中篇幅最短、刊刻最早的一部，今可见道光四年（1824）彭邦畴跋本。[2]《汉书西域传》为古来正史西域文献之滥觞，因年代久远，“后世考西域者多未亲历其地，耳食相袭，讹误滋多”[3]。徐松周历天山两路，又在编纂《新疆识略》中接触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考订《汉书西域传》中的古代地名沿革，并以今证古，著成《汉书西域传补注》二卷。同样在实地调查并广泛参阅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他还撰成了以西域水道为核心的清代新疆地理专书《西域水道记》。此二书的初稿在伊犁时期已完成[4]，但其刊刻时间却较晚，《汉书西域传补注》初刻于道光九年（1829）[5]，而《西域水道记》的刊刻至早也在道光十九年（1839）以后。

徐松的西北史地研究几乎吸纳此前所有有关西北研究的学术资源，在史料搜集与使用、研究规范初步确立及西北史地研究学术影响的扩大等方面，都将西北史地研究推进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徐松也被当时史地研究者誉为“巨子”。

徐松不仅在各书刊刻前不断增删，即使印行后他也还是校订不辍。在《汉书西域传补注》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在伊犁期间无法读到的著作与史料都被补充入内；而在《西域水道记》的书稿刻印出版之后，徐松也不断地以新的材料对其进行完善与充实，如此，他的身后才有了《西域水道记校补》的行世。[6]于是，从文献资料的角度来度量徐松的西北史地研究，可以说，他已经远远超过了前人。

祁韵士西北史地著作中有三种主要的资料支撑：国史官书资料、新疆当地征集资料、以七十一的《西域闻见录》为主的有关西北的私家著述等[7]，这些在徐松的西北史地著作中无论就质还是量言，都得到了极好的继承。此外，徐松七年的新疆生活、周历南北的实地考察为其西北研究注入了难得的一手材料。而且，传统典籍记载、学界的传统史志与蒙元史的研究成果等等，这些几乎令祁韵士望而却步的资料，徐松也都运用得游刃有余。

在徐松的著作中，国史中征引频率最高的几种是《平定准噶尔方略》、《西域图志》、《西域同文志》、《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及《河源纪略》。在其最早完成刊行的著作《新疆赋》中，徐松在开篇的序文中即提到以上著作。[8]徐松在定义“西域”的地理范围时，采用的即是《西域图志》中天山南北路、安西南北路的四个区域的分法。在《西域水道记》中，对各河流流经地区的建置沿革、典制史实、民族变迁等方面的资料多来自于《平定准噶尔方略》与《蒙古回部王公表传》中所记内容。徐松的著作中，对于私家笔记类著作资料的吸收也超过了祁韵士，当时的私家著述的典型之作，如梁份《西陲今略》、殷化行《西征纪略》、洪亮吉《天山客话》、七十一《西域闻见录》、图理琛《异域录》等在《西域水道记》中都屡被征引。

中国传统的典籍中，汉唐以及蒙元的史料与著作中，虽不乏关于西北的丰富记载，但汉唐与蒙元史的研究需要精深的专业知识，深厚的学术底蕴，这一点祁韵士早有认识，但受个人的学识特点所限，他对此也只能点到为止。但在徐松的著作中所引古典文献，自先秦的《山海经》至汉代的《水经》、从新旧唐书到元明清的诸家记述，其种类遍及正史、杂记、地志、金石及道藏、佛经，其征引之广泛是此前的西北史地著作所难以企及的，他几乎使用了他所能找到的一切资料。在充分吸收学术资源的基础上，西北史地研究更加成熟了。

在徐松的西北史地研究中，还可以看到《西域同文志》史料意义之外的规范意义。《西域同文志》在官修书籍中较早就作为一种统一名称的工具书被使用了，但这主要不是考虑其对学术研究之必要，而是出于满足-统治之需要。由于生活于西北地区的各民族，多以游牧为生，居无定所，加之他们又使用着与汉人完全不同的文字语言，于是中原人在了解有关人名、地名时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以音译字，易生歧义，如称渥巴锡为乌布沙，舍棱为舍楞等[9]，这些都为用兵西北，实施统治带来不小的麻烦，于是，在乾隆朝官修了《西域同文志》，“示之以纲领，有所遵循，稗无踳驳舛讹之虞”[10]。但直到祁韵士修志时期，并没有将《西域同文志》作为一个重要的工具书加以使用，于是造成对于南疆三城：喀什噶尔、乌什与库车等地的名称解释与《西域同文志》不同[11]。 比祁韵士稍晚些时候，和宁任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时纂有《回疆通志》，在书前的例言中，称“人名、地名、山川名系回语、蒙古语或沿袭旧名，或译音讹舛，今遵《同文韵统》更正”[12]。由此可见时人对于《西域同文志》的陌生。

但徐松的著作从最早武英殿付印的《钦定新疆识略》到道光中期才刊刻的《西域水道记》，书中所记名称都一一按照《西域同文志》进行统一，这成为他的诸书刊付印行前的一项必要的工作。 据朱玉麒对于《新疆赋》一书的研究，今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新疆赋》稿本与今天流传的一般刻本最大的区别在于地名上，稿本中所言“穆素尔岭”、“喀喇沙尔”[13]，在刻本中都根据《西域同文志》分别改为了“木素尔岭”、“哈喇沙尔”，这与《西域同文志》以及依《西域同文志》而作过统一划定的《西域图志》是一致的。由此看来，在徐松的时代，西北史地研究已经具备了基本的研究规范，这就为学人研究之交流与沟通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漫漫几十年的“遍检前书”[14]、详证精考过程中，徐松不仅收获了大量的材料，也凝聚了一批的学人。学问之事，贵在于沉潜孤行，也需要相互观摩。正是在徐松与各位同好的师友夹辅中，西北史地研究的影响大增。

徐松著作的修订校勘，显现的不只是徐松一人之力，而是友朋同志的众人之功。徐松增补著作所运用的史料背后，可以列出的是一串的友人名单：校订《华严经音义》的陈潮、撰写《俄罗斯事辑》的俞正燮、从《永乐大典》中画出《元经世大典图》的张穆、以及与《长春真人西游记》的研究有关的龚自珍、程同文与董祐诚。据今天的研究结果，《西域水道记》还曾有过沈垚的抄写本或称沈校本。[15]同时在徐松的导引指正之下，不少后学步入了西北史地研究的行列，沈垚即受聘居徐松家中，整理西北文稿之余，阅读了大量有关藏书舆图资料，撰写以《西游记金山以东释》为代表的西北史地著作。张穆的西北史地研究开始于对乡贤祁韵士著作的校订，自《西域释地》的校刊到《藩部要略》的刻印，其中都贯穿着徐松的指教。[16]

在这样的师友交往中，在研讨西北史地的聚会中，清道光年间，以京城为中心，出现了一批研究西北史地的学人，张穆、沈垚、龚自珍、魏源等人即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正是“此数君者，时代略衔接，相为师友，而流风所被，继声颇多”，因而西北史地研究在当时影响大增，“兹学遂成道光间显学”[17]。

二、时代需要与“显学”名家

在“显学”局面的形成中，徐松及其研究著述在传播有关知识、培养研究后学、挖掘有关史料等诸多方面大有影响，徐松也因此被视为“显学”名家。

考察学者在学术史中的地位，常会遇到这样的现象：有的学者在有生之年，其学问与著作已为时人所肯定并接受，其学术影响在当时已昭然；也有的学者在世时默默无闻，其学术价值要等待后人的重新审视与发掘。同为嘉道西北史地研究的开创者，祁韵士属于后者，自伊犁东还后他在默默无闻中度过了余生。他去世时，其众多著作中，《蒙古回部王公表传》仅以抄本被收入《四库全书》，外间少见。刊行问世的仅有的《西陲总统事略》一书[18]，但也流传不广。祁儁藻刊印《西域释地》与《西陲要略》时，祁韵士已作古20余年。而徐松自塞外归，文名益噪，成为京中学人交游的中心，他的“西域三种”[19]在作者的有生之年全部刊行，影响一时。二人不同际遇的背后是当时知识界风气的变化所致，非只个人因素所成。徐松的学术成就相应地切合了时代的需要。

嘉道之际，知识界开始以关注现实、批判时政、倡言变革的思潮，即今天人们所说的经世思潮。这种情势下，嘉庆二十五年（1820）南疆所发生的大和卓木之孙张格尔攻边事件，成为朝野关注的焦点。清代自康熙就断断续续地用兵西北，乾隆朝设伊犁将军统辖天山南北之后，也时有动荡局势出现。但这一次张格尔事件，知识界的反应较为激烈，其原因即在于学风的变化，时人因关注时政而关注西北局势变化，因关注西北的形势，而开始了解西北。

因为“穷边绝徼，舟车不通”，“部落地殊，译语难晓”，“书缺有间，文献无征”[20]，清人对新疆了解并不多。在当时对西北了解的需要中，祁韵士问世几近20年的《西陲要略》与《西域释地》才引起人们的注意。祁寯藻即是在“道光丙午丁亥间，回疆用兵，寯藻暴直之暇，考求边域，证之家著，始略知端绪”[21]。 其中所言“道光丙午丁亥间”即道光六年至七年间（1826-1827），“回疆用兵”即指当时清廷对张格尔的征讨，而“家著”正是指祁韵士的西北著述。

于是，熟悉西北的徐松及其记述西北的著作成为京中士人了解西北的重要窗口之一。张格尔事件发生后不久，刚刚东还的徐松即被新登基的道光皇帝“召见”，“奏对西陲情形”[22]。他主纂的《伊犁总统事略》十三卷也受到道光皇帝的嘉许与赞赏，并为书赐名《新疆识略》，为之御制序文，交付武英殿刊行。龚自珍与魏源均曾从徐松处获得过西北知识。龚自珍对于徐松《新疆识略》中的《哈萨克表》与《布鲁特表》评价很高，称之为“奇作”[23]，魏源也曾与徐松“商论天下形势、西北舆地”[24]。张穆与沈垚曾在徐宅“剧谈西北边外地理以为笑乐”[25]。在程恩泽的诗句 “指掌河源米聚山，蒲昌葱岭屹中间” 、“两赋已倾耶律博，一编还证小颜疏”、“材官伏地先生笑，勒马天山自打碑”[26]中，可以看到程恩泽不仅阅读过《新疆赋》与《汉书西域传补注》二书，而且有可能目睹徐氏亲手摹拓的《姜行本纪功碑》。何绍基也在与徐松等人“酒光烛影方熊熊，议论飙发开我蒙”[27]的论学中了解着“西域与朔漠”[28]。在徐松好友姚元之的笔下，也记录了不少从徐松处获取的西北知识。[29]徐松也因此在士林中的影响大增，一时间，“海内通人游都下者，莫不相见恨晚”[30]。

在传播西北知识的同时，徐松西北著作中服务于边疆治理的撰述旨意、记述西北现实的客观内容也十分切合当时学者讲求经世的阐发点。

徐松在《新疆识略》中处处显现出治边思想。松筠在开篇《凡例》中言“古迹物产无裨政务者，概署不录”[31]，这样的认识尤其表现在徐松对“水”系研究的重视。《西陲总统事略》中山水合叙[32]，只有五页总括性的介绍甚至还不如前此的齐召南《水道提纲》西域诸水能得要领。在《新疆识略》中叙述水道的内容得到增加与扩充，河经流、枝流与伏流，分别列入表中，并以淖尔为归宿，泾渭分明。[33]

中国传统地理学研究中，对于水的意义认识一直较山为重，所谓是“以水志舆地，万古迹不换”[34]，于是“河防水利，自昔为国之大政，言地理学者夙措意焉”[35]，一部成书于汉代的《水经》而后在数千年为历代学者津津乐道，咀嚼再三，这实在不是偶然。中华这样一个孕育于大陆地区的古老民族、中国这样一个以农业为本的文明国度，其起源与发展基本是在黄河、长江等沿河流域，于是自古以来治水就是国家大政一个重要组成部份。自西域归入版图之后，为治理这片较之中原更为干旱的地区，清政府曾下令“辟其田使速耕，导其川使速溉”、“武定功成，农政宜举”，“乘时兴屯，开渠灌溉”[36]。继回屯、兵屯之后，又命给惠远、惠宁两城旗兵以肥沃田土屯种，历任将军都因灌溉乏水没有筹办。直到松筠在任期间，才寻找水源，疏通渠道，致使旗屯有成。但西域水道缺乏记载，《西域图志》、《西域同文志》中只简略记有河流名称，而水道源流并不清楚。于是在徐松受命对天山南北两路的考察中，对当地各河源流的探查是一项重要内容。《西域水道记》的出现既与清代治理新疆实政有关，其本身也对新疆的开发有益。

于是，祁韵士、松筠与徐松等人与新疆方志编撰密切相关的著作，以实地目验、或国史记载中所获知识为依据，通过传输提供当时当世的西北知识，有助益于清代在西北具体治理措施，具有当代史的意义。

这样在深受道光学风濡染的学者士人就常评断徐松著作有经世之特点，彭邦畴即言“才不为世用，乃箸经世书”[37]，邓廷桢在评断《西域水道记》的五种优点时，也提到其具有“实用”与“利涉”的意义。[38]徐松身后的道咸以降，经世致用成为社会之风尚，在这样的认识标准下，徐松及嘉道西北史地研究这一学术现象的经世意义也被后人反复强调，张之洞即将徐松列入《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总目》的“经济门”[39]。 王国维与梁启超是在“道咸”以来“新学”脉络中成长起来的学者，在他们的认识里，清道光前后，清代学术发生了转变，王国维归纳为“道咸以降之学新” [40]，梁启超概括为“地理学趋向一变”[41]；在这史地学的学风转变中，其重要表现即是复兴了清初的经世致用精神，即王国维表述为“有国初诸老经世之志” [42]、梁启超表述为“初期致用精神渐次复活”[43]。

综合考量道光朝学风的转变、清末士人对经世致用之重视、民初学人对清代学术史中求新求变因素之强调等因素，可以看出徐松的时代及徐松后的时代中，种种因缘造就了学术史上嘉道西北史地学的“显学”之声势，也成就了“显学”名家徐松。直至今天研究者往往也会将边疆史学与今文经学、盐业、河工、漕运等并称为当时经世思潮的主要表征。[44]

不过需要强调的是，同为嘉道时期的学人，同治西北史地研究，徐松与龚自珍、魏源等人的经世思想有所不同。徐松的著作在对清代大一统的歌颂中包含的是对清代边疆现实统治的肯定，而龚自珍、魏源及沈垚则以对现实批判为出发点，龚自珍《新疆置行省议》中西域设置行省的主张[45]、魏源《答人问西北边域书》中对“捐西守东”主张的批驳[46]，都在对当时边疆政策的质疑中提出的变革思想；西北研究在徐松那里，是讲求真实性与客观性的知识认识，而到了龚自珍与魏源的西北著述中更多价值判断，对西北知识探求只是手段，由此引伸而来的议政才是目的。徐松的西北研究更具学术意义，而龚自珍与魏源的西北研究更具思想影响。

至此，我们对徐松及当时西北史地研究中的经世意义有了足够的认识。为了更完整地展现学术史的原初面貌，我们应该知道，复兴清初致用精神只是嘉道西北史地研究的一个面相，经世之志也只是徐松西北著述的一个侧面。

但无论徐松所传输的现实西北知识，还是龚自珍与魏源等人对于西北统治的对策，必须直接依赖于第一手的现实材料。没有实地目验这一中国传统地理研究积累第一手材料的支持，也没有近代西方发展起来的实测的技术支持，就难以对现实中的西北有更充分的了解，由此任何助益于现实统治的对策均可能成为空谈了。徐松东返之后，随其研究渐渐转入沿革地理的考索，其著作中经世色彩在消淡；在后人关注这一研究现象“务为前人所不为”的同时，嘉道西北史地研究的另外一种面相被忽略了，那就是其研究向传统史志研究的回归。

三、  传统史志研究的延伸

嘉道西北史地研究者们回溯自己的治学历史渊源，寻找学术遗传基因时，往往自觉认同于清初学者顾炎武。徐松曾关注顾炎武诗文，并“依年排纂”[47]。但我们今天考察他们的学术根基与资料支持，不难发现，其研究接续于中国传统的史志研究，尤其是舆地学与蒙元史研究。

清代的传统史志研究是伴随考据学的兴盛而推进的。清代史学大家王鸣盛将史学研究任务归纳为四：校勘前史文名讹误、订正其所载事实之矛盾错误、补其遗阙、整齐其事实使有条理易于省览。[48] 乾嘉史学的成就除上古史研究而外，传统史志的订补著作也不少。徐松在西赴之前，其学术兴趣与著述活动即属这一理路。

徐松童年曾随时任学政的叔父徐立纲生活于安徽，师于左眉。左眉是为桐城人，为学私淑方苞，学问直接师事姚鼐与刘大櫆，为桐城派传人。徐松后来曾回忆说：“松年八岁，在姑孰使院受书于良与先生。未几，松归京师，未卒业。越十年，嘉庆戊午（1789），秋闱报罢，先生与甥姚伯昂上春明，乃复延先生主于家。”[49]对于桐城派所倡言义理、词章、考据，徐松专意于后者，他向左眉表示“先生之造诣，非所敢期也。尚自谓望道未见，松复何望哉？请自兹专心老（考）据，不复以文词见”[50]。后人刘声木也言：“（松）师事左眉，受古文法，眉属其专心考据，研究经术，尤精于史事，熟于西北舆地”[51]。从中可以看出徐松在中试之前，已经形成一定的学术取向，即专心考据。

清-据学的兴盛，带来学界对于材料文献的重视。梁启超曾将清代朴学正统派学风归纳为十，而其中五条都重讲证据[52]，而证据源于材料，于是文献辑佚工作受到当时学者的重视，《四库全书》的修撰产生于这样的学术氛围之下，而《四库全书》修撰活动最早即开始于《永乐大典》中搜辑佚书。徐松自嘉庆十年（1805）中试至嘉庆十六年（1811）外放湖南学政六年间，先后入翰林院，值南书房，为全唐文馆提调兼总纂官，充文颖馆总纂。在参加史馆《皇清文颖续编》、《钦定授时通考》与《钦定全唐文》的过程中，他得以接触到《永乐大典》，从中辑出一些乾隆朝学者漏辑的著作，主要有《河南志》、《中兴礼书》、《宋会要》[53]及《宋元马政》、《伪齐书》、《四库阙书》[54]。徐松辑录古籍与当时学风相一致，他的成果自然被后人视为清代史学成就之一部份。[55]

徐松受考据学的濡染很深，无论就方法学风，还是师友承传，他都与之有更紧密的联系。以这样的学术根基，徐松注定会成为一个著作丰硕的学者，只是谪戍生活稍稍改变了他学术生涯本来的轨迹。

首先，徐松西北著作的叙事方式与体例安排基本遵从考据学兴盛之时的传统史志研究。

清-据学家那里，考据家的精力与智慧除集中于经书经义的研究而外，对史地的研究多集中于《禹贡》、《水经注》与《汉书·地理志》等书，其中《水经注》一书还引起了学术界持续一百多年的一桩公案，至民国时胡适等人参葛其中。这些著作的研究引起了学术界的纷争与对立，同时也是学人之间进行学术对话的一个中介与舞台。学人以参与学术争论而走入学术圈之中，他的观点无论被接受或是遭驳斥，都是学术圈对他作为学界一分子的承认。徐松的西北史地研究著作，正是以一种考据学家所常使用的叙事方式来完成，从而也很容易为学术界所认可。

徐松对于新疆水系认识的基本思路是与《水经注》一脉相承的。他认为：“《水经注》以水出而流入海者，命曰经流，引他水入于大水及海者，命曰枝流。中国之海，新疆谓之淖尔，发源注淖尔者，为经流，附他水以入淖尔者为枝流，至其余细水，自行自止，则以地多沙碛，往往渗漏入沙。”[56]叙述时他也仿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注释水经的方法，即简记详释：“记则曰导、曰过、曰合、曰从、曰注；释于经水曰出、曰迳、曰会、曰自、曰入；于枝水曰发、曰经、曰汇。”[57]为志传作校勘补注为清-据学家所擅长，徐松的《汉书西域传补注》从书名到以“补曰”而对正文所作的小字注文形式都与当时考据学家所作的志书校补类的著作没有分别。

于是后人评判《西域水道记》时，很容易为它在传统水道研究的理路中找到一席之地，所谓是“黄宗羲《今水经》、齐次风侍郎谓其南详北略，作《水道提纲》补之，不若徐星伯之专究一方者为足据也”[58]。而《汉书西域传补注》更是对古人注文的超越，即“驳荀之误”、“正颜之疏”[59]，其成就为光绪年间王先谦的集大成之作《汉书补注》所吸收[60]。

其次，徐松的考证方法是对于汉学方法的继承与超越。

清代汉学的考据方法，简单而言，主要是三种：文献与文献的互勘；金石与文字的互证；文字音

韵的推断。考订内容不仅在于解释文本内含，考证史实官制，纠正前人传注之误，同时也很重视对于文本本身脱衍夺漏的研究。

在徐松的西北史地著作中，可以看到他所引用的大量文献资料：古典文献从先秦的《山海经》至汉代的史料，从新旧唐书、元明清的诸家记述到清代官书私述及史志著作，其征引之广泛是此前的西北史地著作所难以企及的。在后来返京后的20余年中他还在不断运用新见史料去补充已成著作。在徐松所使用的丰富资料中，有很多是前代人们难以见到的，同时也得益于考据学前贤对于史料的重视，及由些而进行的辑佚与考释工作。如《长春真人西游记》[61]、《元秘史》及《元圣武亲征录》得自钱大昕等人的录副与辑存[62]，《华严经音义》为孙衍、臧镛等人校刻刊行[63]。这些史料的使用均赖前人的积累。

考据学者不但重视文献互勘在考订中运用，而且常常利用金石文字与古文献相印证，清初的顾炎武有《金石文字记》[64]，乾嘉时钱大昕有《金石文字记》[65]，徐松老师辈中翁方纲著有《两汉金石记》，友朋间严可均撰有《铁桥金石跋》，徐松也是“性好钟鼎碑碣文字，谓足资考证”[66]。友人翁树培以唐王仲堪墓志见赠时，他亟命工拓数十纸，分赠海内金石家[67]；视学湖南时，他曾在桂阳州得南汉大宝四年铜钟，并以铭刻文字来印证史料[68]。他的《唐两京城坊考》成书过程中，曾“採集金石传记”[69]，书中使用了大量的墓志碑铭。这一特点在他的西域著作中仍得到发挥。他以《汉吴仲山碑》证汉代“翔”与“详”同假借[70]，以《后汉裴岑碑》来释清代镇西府城西北为古之蒲类海[71]以及对于特穆尔图淖尔南岸山中，旧有《张骞碑》的三度寻访都是明证[72]。 徐松著作中所收西域碑刻在民国以后受到中外学人的关注，罗振玉的《西陲石刻录》与《西陲石刻后录》即以徐松《西域水道记》所录碑刻为线索[73]；在西方探险家与汉学家斯坦因（Stern）、郭鲁柏(Goloubew)等人也都使用过徐松所录碑刻[74]。

至于以小学之法、音韵之学来解字证误本为清人考据的主要方法之一，徐松虽不以小学名世，但他平日的小学功力之精在其《徐星伯说文段注札记》中可见一斑。[75]《西域水道记》中也有引《说文解字》与段玉裁注文之处[76]，这在《汉书西域传补注》也可以窥斑见豹。

徐松在娴熟运用清-据方法的同时，对于同时代学人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对于考据学成果，吸收之广泛、了解之及时令人惊讶。以《汉书西域传补注》为例，其中征引各书中，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等著作、钱大昕《廿二史考异》等著作、王念孙《读书杂誌》为清代乾嘉史学及校勘学的扛鼎之作，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为清代小学界一大创作。[77]《说文解字注》首刻于嘉庆二十年（1815）[78]，而那时徐松已居伊犁四年，正在筹划着重修志书；王念孙的《读书杂誌》所刻诸部分最早不过嘉庆十七年（1812），最迟至道光十二年（1832）才刊竣[79]，其刊行已是徐松赴西北之后的事情了。仅在《汉书西域传补注》一书中，徐松就二十七次引用《读书杂誌》、十一次引用《说文解字注》，在不长的时间内了解并吸收了学术界的最新成果，这一方面反映了他个人的学术意识与学术态度，显现着他对于汉学成果的关注。另外，我们也可从中想见他与当时考据学界的密切关系。

在充分吸收乾嘉时期学术养分之后，徐松终于成长为“乾嘉之学精”理路中一代学者，其后期的著作《元史地理志》、《新斠汉书地理志》等即是传统史志研究的代表作。

不过，徐松西北史地著作对于传统考据做了超越。其最大的超越在于为传统考证引入了实地考察验证的方法。徐松的史志研究虽与前人的史志研究一脉相承，但由于实地考察方法的注入，其成就相当突出，可谓是“疏证得自目验”，不为“穿空于故纸堆中旁参互证”[80]。在他的西域三种著作中，随处可见实地验证的例子。

徐松不仅以大量的实地资料来验证清代平定西北、确定建置的情况，还以实地考证的结果来修正前代文献记载的错误。《汉书西域传补注》中几乎所有地方的位置都用清代的距离作有校正，《西域水道记》更是他通过实地调查并广泛阅读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撰成的，其中对文献的纠误之处也不少。《水经注》曰：“其水（指海都河——引者注）屈而南，迳渠犁国西。”徐松言“余证地形，渠犁为尉犁之误”[81]。《汉书》记：“蒲昌海，一名盐泽者也。去玉门、阳关三百余里。”徐松“补曰：玉门、阳关在今色尔腾海之东，罗布淖尔在今吐鲁番城西南。自色尔腾海西北至罗布淖尔，相去千余里，不得云三百余里”，并由与《水经注》所记对照，认为此处是“汉书传写夺‘千’字”。[82]《汉书》记：“卑陆国王治天山东乾当国。”对其中所记天山为何处，后人众说纷纭，徐松指出：后人多“指巴里坤南库勒淖尔南之山为天山，盖误于章怀。余往来西域登陟此山，虽云险峻，而只十五里，不足当天山之目上”。而“汉时以今哈喇沙尔城北之博罗图山为天山。蜿蜒而北至博克达山以东”[83]。

徐松也以实地目验来纠正前人对于西北知识的缪误。如关于“汗血马”，徐松言“今伊犁马之强健者前髆及脊往往有小疮出血名曰伤气。必在前肩髆者，以用力多也，前贤未目验，故不知其审”[84]。又如胡桐见于《西域传》其丛生之地名胡桐窝，或疑为鸟巢，改为鹉同鸟窠[85]。徐松言“自喀什噶尔城由军台道叶尔羌，至此凡千三百三十里，沿河行仅六百八十余里。……河南岸遍生胡桐，行其间者枝叶交格，谚曰‘树窝’”[86]，又言“其大寒，治口齿，可医马疾”[87]。但是实地考察的资料仅仅被用来证古，确是有些遗憾。

徐松开始于新疆方志编纂的西北研究，在道光初年因张格尔之乱而受到时人的关注，其中所叙述的当代西北内容、所体现的边疆治理思想既满足了当时人们了解西北的现实需求，又切合了当时经世致用之风气，因此，对于徐松及其著作所蕴含的经世意义后人一直都有充分的认识。不过嘉道西北史地研究尚有另外一种面相，即它与此前考据学的联系，这一点通过对徐松的研究将会更为清晰：徐松在运用着考据学的方法，享受着考据学的成果，也在使用着考据学者所发掘出的史料。显而易见，如果没有考据学的积累，徐松就不可能以实地考察与文献记载的互证对以往考据研究进行超越，清代的西北史地研究也可能不会在嘉道时期呈现出繁盛之势，而可能会发展成为另外一种面貌。在穷尽材料、博采众说的努力之后，徐松的学问愈益精致与精妙；在遍检前人、古今相证的继承之后，西北史地研究不可避免地回归于传统沿革地理学的理路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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