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yle="MARGIN: 0cm 0cm 0pt; TEXT-INDENT: 24pt">沈垚（1798-1840），字子敦、又字子惇，浙江乌程人，道光十四年（1834）优贡生。治经长于礼，精于舆地之学，游幕于京师，先后为徐松、姚元之、沈涛、徐宝善等人修书，屡试不中。年四十三，卒于京中。于西北及蒙元史研究多有贡献，著有《新疆私议》、《西游记金山以东释》、《漳北滱南诸水考》等。
沈垚是一位沿着传统舆地学的理路、在乾嘉学术的脉络中成长起来的江南学人。青少年时期，足不出乡里，“游览所及，远不过百里，近才数十里”。[2]其学问的积累与成长深受同乡前辈张鑑与施国祁的影响。沈垚曾向张鑑当面请教西夏地理，并从张处景钞旧本《范文正集》中有关地图。[3]沈垚对于蒙元史的研究承学于施国祁，深悉沈垚治学渊源的张穆就曾言“北研者，乌程老儒，孰于金元掌故，子惇尝从问业也。”[4]
所以沈垚早年治学“尤精于舆地之学”[5]，其著作大都是传统舆地学之作。有对于传统地理学典籍的释补，如《水经注地名释》、《元和郡县志补图》；有以助益于读史为目的的诠史之作，如《宋神宗用兵西夏论》、《宥州答问》等；有对地名山川的纯粹考释，如《六镇释》、《葱岭南北河考》、《漳北滱南诸水考》等。
从以上著作来看，对古代地名所在及变迁的考释内容、旁征详考、梳句栉字的考释方法、助于读史的研究目等诸多方面都是传统舆地学的一脉相承。因受张鑑与施国祁的影响，沈垚关注眼光集中于历史上的西北地区，他所考订的宥州、六镇、葱岭南北河等都在西北，《水经注地名释》所论富平县故城、上河峡、薄骨律镇城、胡城、汉城、廉县故城、卑移山都是西北旧地；[6]《元和郡县志补图》成《河西节度使图》三幅、《北庭节度使》二幅，也是关涉唐时西北故地。[7]所以他 “初见徐星伯先生，即问耶律大石河中府及元和林所在”[8] 这样极专业的问题，由此可见他早年于西北史地之学识已有相当的积累。
不过，沈垚成名之作是《新疆私议》。这篇文章写于道光八年（1828），所论新疆地区自道光初年张格尔之乱发生之后，一直是朝野所重之焦点。徐松即因此事而以回京遣员的身份受到新即位道光皇帝的召见，并因“奏对西陲情形甚悉，赏内阁中书”，[9]在士林中影响大增，一时间，“海内通人游都下者，莫不相见恨晚”。[10]当时与徐松同时探讨西北史地者有龚自珍、魏源、姚元之等人，由此，“显学”之势初步形成。《新疆私议》不仅论及问题为时人所关心，且其行文的议政风格也颇合于当时学风之新趋向，即治学以经世。
回溯沈垚的治学路径，早年“究名物而弃微言” [11]，后受游学在京的好友张履影响，[12]意识到“垚好用心于琐屑纷赜之处，颇亦自知其误”，[13]对考据学的反思，也进一步刺激了沈垚的用世之心，《新疆私议》即产生于作者这样的学术背景之下。
当时京中已有学者开始对乾嘉学风的反省，主张舍考证之细与详，求义理之大与通。龚自珍与魏源即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当时，张格尔之乱已经消除，但清朝对于西北统治政策尚在探讨之中。于是，怀着经世之志的学者大都对此事极关注。沈垚即是以汉唐元明的史实驳斥了当时有大臣主张的捐西守东之说，认为“祖宗开辟之地，尺寸不可失，”[14]指出回疆之乱，在于“镇守诸臣，不讲求于屯田积谷之道故也，”[15]讲求屯田，所以言水，于是，生长于东南、足不越关塞的沈垚从典籍中考订南疆水道情况，并在《新疆私议》后附上《葱岭南北河考》。
今读《新疆私议》，其思想与同一时期龚自珍与魏源的文作有惊人的一致之处。在《新疆私议》问世之前后，魏源即在道光六年（1826）写有《答人问西北边域书》，[16]龚自珍于道光九年（1829）撰有《御试安边绥远疏》。[17]三文同样由以史为鉴的理路，作现实议政的言论；同样从反思历史的角度，强调尊重少数民族的民风习俗和宗教信仰；同样以内-理的思路，反对“捐西守东”之议，主张西域的屯耕自给。此时，沈垚与龚自珍、魏源并不相识，在这君子所见、不谋而合中，三人表达出同样的识见与思想。不难想象，默默无闻的沈垚很快会因《新疆私议》而为世人所知。
《新疆私议》在学者中的传播得益于张履与王鎏二人之努力。这一文章完成的当年，沈垚就将其寄给时在京中张履，[18]开始在学人圈中流传，徐松看到的当是这一抄稿。张履与魏源、龚自珍有交[19]，也曾促使沈垚对考据学进行反思，张履所看重的正是《新疆私议》的经世意义。《新疆私议》的初刻本是由王鎏附刻于自己的著作《钞币刍言》之后刊行，并“广赠同好，”[20]最迟在道光十一、十二年（1832）间，许瀚等人已经读到这一刊本。[21]在与《钞币刍言》同刊的事实中，可见在王鎏等人眼中，二书自有相似之处。《钱币刍言》一书，是王鎏“积思三十年，旁搜广讯”[22]而成之作，通过作者自己“谓三代以下惟钞法可以富国富民，救井田之穷”[23]的初衷、沈垚“接读大著《钞币刍言》，具悉济世之苦心”[24]等陈叙，不难看出这一文作的经世之义。
于是，沈垚这位远在江南的后生新进开始为京中学者所认识，后经徐松的极力延誉，获得了一定的知名度，尤其在与徐松相熟的文人士大夫中一时小有名气，由此得以入名宦之幕，得以与当时著名学者交游，并最终有机会进入当时西北史地学问研治的中心——北京。
道光十二年（1832）视学浙江、主持岁试的何凌汉是徐松的进士同年，在京时与徐松过从甚密，其子何绍基也常与徐松谈天论地，切磋金石文字，[25]何凌汉在京时，已听说过沈垚并对其学问赞赏有加，所以当“湖郡校官上诸优生，籍无君名”时，何侍郎却之，“再上，仍不列君名，侍郎乃言曰：吾在京师，闻湖州沈垚学识为浙江第一而报优无名，何也？” 后在考试中沈垚被何凌汉拔为第一。[26]对此许瀚有更生动的记述：“夏五月，襄校湖州经场，得一卷，字画奇古。考证精而文词雅，非绩学不能。覆案其名，即沈子敦也。连试古今文，学皆冠场。”[27]道光十三年（1833）科试时，继何凌汉为浙江学政的陈用光，也“尤爱君名，”仍拔为第一。[28]甲午年（道光十四年，1834）乡试，徐松的好友、曾为徐松校刻《华严经音义》的徐宝善为主司，[29]“得一卷，诧为奇绝，以为此必湖州沈垚也。榜发，非是，愧甚。” 居然“谒君于寓，谢不敏焉。主司出闱，先谒举子，为从来所未有。”[30]
由于诸位学官的器重并延揽，沈垚有了更多的入幕机会。这是沈垚走出家乡，与当时更多知名学人共事的开始。他先是与许瀚、苗夔等人同幕于何凌汉，[31]后被安徽学政沈维桥[32]“厚币聘请校文”[33]，之后，受陈用光赏识而入陈幕中。[34]正是在陈用光的帮助下，沈垚终于有了游幕于京的机会，道光十五年（1835），沈垚筹划了六七年的北游计划终得以成行。他随陈用光北上，三月入京，由陈用光安排往在谢公祠，日送两餐，生活暂时得以安顿。七月参加顺天府乡试之后，移住徐松寓处。[35]
二、名家身后的学术新进
沈垚最早闻知徐松是在撰写《新疆私议》前后。当时，徐松已是京中的著名学者，而沈垚也被京师优越的治学条件吸引着，他意识到“欲为有用之学，于都中居为最宜矣，”[36]“草野苦无好题目，颇怀北游之意，”只因“临行无办装之资，至都无投足之地”[37]而没有成行。《新疆私议》问世后不久，沈垚即通过张履介绍开始了与徐松的交往。
结识徐松而后所带来的一系列机会，都深合于沈垚的求学意愿。所以初至北京一年余的日子，成为沈垚短暂一生中最为快乐的一段时光。因为陈用光与徐松“到处延誉，” [38] 使沈垚享受到“友朋之乐，颇不寂寞，”[39]他很快成为京中西北史地学人群中的重要一员。他曾与俞正燮、何绍基、何绍业、许瀚、王筠等人期日而集，在何绍基家结识了另一位西北史地研究者张穆，二人相见恨晚，沈垚也由此发出“垚故于知名之士，不敢妄兴投契，而心求有性情者乃与订交，数年来仅得平定张石舟一人”[40]的感叹。如果说文酒之会是“不言学，学已存矣”[41]，而在徐松宅第间的聚会却是以学问切磋为主题，在这西北史地的聚谈间，沈垚常常是主角之一。 [42]
京中官私丰富的藏书，也使沈垚一时间眼界大开。徐松是一个学问家，也是当时京中有名的辑佚家、藏书家，家藏典籍丰富，这一点当时居于京中的龚自珍曾有诗为证[43]，我们在今天可见徐氏著作的征引中也可窥一斑。正如沈垚所言“星伯先生家所藏图籍，多外间所希有。” [44] “古籍缤纷，足资搜讨，”[45]。此外，徐松还珍藏一些外间少见的舆图，如《乾隆十三排舆图》[46]等。后沈垚为姚元之校《国史地理志》与《道光九域志》时“寓内城”，又得见许多一般学者难以见到的珍贵资料。
在图籍资料与友人交往等方面的收获使沈垚踌躇满志，他憧憬着未来，希望自己衣食有资之后，“留京数年，所欲著之书，或可成一二也”。[47]但沈垚为人幕友、寄食于人的身份，最终限制他的学术发展路向，使他的学问不可避免地依附于幕主的学问兴趣与学术取向。
入都之前，沈垚受知于人的缘由是“学识第一”，其中的学识其实是他早年积累的考据学与舆地沿革的研究功底。到京以后，京中以徐松为代表的文人士大夫对于地理学，尤其西北地理的兴趣，给了沈垚才学以用武之地。于是，他走向“专办地志”[48]一途，曾先后为姚元之修《国史地理志》、《道光九域志》，为徐宝善撰《补修一统志》的新疆部份、为沈涛撰《畿辅金石录辽金元碑考证》等。[49]由此他沦为了名家背后的学术配角。
在他所撰的著作中，沈垚虽在尽力地体现着自己的学识与见解，他所编《道光九域志》颇有新意，能“变一统志之体，每府州县下，四至八到都据到城而不据到界。”[50]他为沈涛所撰的《畿辅金石录辽金元碑考证》[51]能以史释碑，以碑证史，其间显现出深厚的蒙元史研究功力。但是，无论是寄食于徐宅，还是为姚元之、徐宝善编书，都基本是幕主学术路径的延伸，而较少自己的主动选择。在为他人代笔捉刀过程中，他也完成了自己不多的名山之作。不过，沈垚的这些著作活动只能是围绕徐松之著述而展开的。
应该说沈垚的传统舆地学的研治与徐松的学术路向是十分一致的。都是传统史志研究的延伸，都接续于《汉书地理志》与《水经注》的研究。沈垚早期的代表作《葱岭南北河考》与《漳南滱北诸水考》中所资典籍如《汉书》、《唐史》中有关志传部份、《水经注》、《太平寰宇记》、《北史》、《魏书地形志》、欧阳圭斋的《高昌偰氏家传》等均是徐松著作最基本的史料，沈垚对于西北地理尤其是西北水道的研究兴趣也与徐松十分相似，所以二人易于沟通与交流。沈垚与徐松的书信往来内容基本围绕着西北史地研究而展开，先是就葱岭南北河[52]、西夏之疆域的探讨，[53]之后有就《安澜志》[54]与《河南志》[55]的讨论，其中沈垚为徐松的研究提出一些建议，而徐松也为沈垚释疑解惑，使沈垚“今读先生书而恍然矣”[56]；二人还有资料与著作的交流，徐松是因沈垚的《新疆私议》而认识沈垚的，“凡其所述”而“深是之”[57]，随后徐松就将自己已刊《新疆赋》一卷、《汉书西域传补注》二卷寄给沈垚[58]，沈垚从张鑑处景钞旧本《范文正集》中一有关地图，使徐松“得是图，而西夏之疆域可得其厓略矣”。[59]
从传统舆地沿革的角度研究西北史地，徐松是地学巨子，而沈垚尚是后学新进，无论从所资史料还是研究深度，沈垚与徐松都有不小的差距，况徐松还有实地目验的经历，于是在二人相识之初，徐松就曾指出过沈垚著作中某些偏颇，如葱岭南北河于阿克苏南合为一水，而不是两河双注分入蒲昌；又如谓新疆有水之地，回民种植不可夺其利，故屯田非易等等。[60]从补己所短的角度，沈垚很容易地走进徐松的学术路理之中，沈垚入京与徐松见面后，首先就进入到徐松诸人早已开启其端的《长春真人西游记》研究之中。
《长春真人西游记》一书的发现是在乾隆年间，而对其进行较系统的研究是在道光时期，王国维先生曾对其来笼去脉有过这样的总结：“乾隆之季，嘉定钱竹汀先生读《道藏》于苏州元妙观，始表章此书，为之跋尾。阮文达遂写以进秘府。道光间，徐星伯、程春庐、沈子敦诸先生迭有考订，灵石杨氏因刊入《连筠簃丛书》，由是此书非复丙库之附庸，而为乙部之要籍矣。”[61]在沈垚之前，徐松、程同文与董祐诚诸人都已对此有过研究，沈垚初见徐松，问询耶律大石河中府及元和林所在。徐松即以《长春真人西游记》见示，并嘱沈垚再作一跋，考定和林，[62]由此作出的《西游记金山以东释》一文成为沈垚加盟京中西北史地研究群之后的第一篇力作。
在这一写作过程中，沈垚接触到了他以往没有读到的有关史料：如张德辉的《西北纪行》，而古今地名的对照皆依《大清一统志》，此前沈垚的著作还没有征引使用过这一官修著作。《西游记金山以东释》全文共分为九节，对于《长春真人西游记》中金山以东野狐岭、盖里泊、鱼儿泺等地进行了考释，与徐松相关跋文对于金山以南诸地的考释相得益彰。这一文章的撰写标志着沈垚进入了当时的京中的西北史地研究群体之中，他的这一著作也得到了群体内人士很高的评价，“尝读《西游记》，拟为文疏通春庐宗丞跋所未尽”[63]的程恩泽看到这一文作后，感叹“地学如此，遐荒万里，犹目验矣。我辈觕才，未足语于是也。”[64]这一承徐松、董祐诚、程同文等前贤，启张穆等后来者的研究成果，成为前后相继的西北史地研究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徐松的《西域水道记》从初稿草成到定本刊刻印行之间约有近二十年时间，之中徐松不断对其进行校订增补，今天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稿本中，尚存有四十余则笺条，在这些条笺中，两次出现了“沈抄本”的字样，一处是在卷一引岑参《题铁门关楼》、《宿铁关西馆》二诗下，有“沈抄本已添”五字，一处是在卷一“嘉勇公”条下写有“沈抄本未添”五字。看来《西域水道记》在稿本到刻本的写定过程中，尚有另一个由沈垚增订的沈抄本。对此有所研究的朱玉麒认为“从稿本到刻本之间一些比较大的行文差别来看，刻本的底本应该是从稿本过录又加上了沈垚修订的‘沈抄本’”。[65]
沈垚对传统志书的校订也多与徐松有关。嘉庆十四（1809）年，徐松任《全唐文》提调总纂官，得以从《永乐大典》中辑录摹绘出北宋人宋敏求所撰《河南志》及有关旧图。徐松还据所能见到的唐人碑志材料，撰成《唐两京城坊考》五卷。与《西域水道记》的研究一样，此书初稿完成到最后的刻行间延续达四十年之久，虽今天从《唐两京城坊考》中难以寻到沈垚的研究痕迹，但沈垚对于其所关涉的《河南志》与《东京梦华录》二书均有过研究考释，并留下了《校<东京梦华录>》与《校<河南志>》残稿，[66]由此可见他的研究与徐松研究的同步。沈垚也曾为徐松作《<魏书地形志>注》，[67]未成，此业后由张穆完成。
沈垚还撰有《元史西北地蠡测》二卷、《西域小记》一卷。后者由《新疆统部表》、《北路诸城表》、《南路诸城表》三篇组成，[68]其研治内容为徐松所擅长。至于前书，从今存残稿来看，与徐松所撰《元史西北地理考》所及内容一致。张穆曾言 “《永乐大典》十二元字韵中载《元朝秘史》一部，……闻徐丈星伯云：程春庐京丞曾手录一通，于所著《元史西北地理考》中屡引之。”[69]据记日本汉学家岛田翰于1895年访问中国时，还见到过徐松此书的手稿。[70]但这一著作今已不存。《元史地理志》见《元史》卷六三，后还附有《西北地名附录》，徐松的《元史西北地理考》应是据《元朝秘史》等典籍对有关部份所进行考订的著作。今得见的沈垚《元史西北地蠡测》残稿也分为《元史地理志释》与《西北地名杂考》两部份，由此可以推知，沈垚与徐松可能对同一典籍进行过共同研究，因为今天徐沈二书均不能完整传世，所以无法对二书之中的内容异同、二人的合作程度做更详细地了解。
于是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沈垚后期的西北史地著作，几乎无一不与徐松著述相关联，可见这些著作是在受雇于人、为人代笔的间歇中点滴积累起来的。对于自己的著作，沈垚既无暇顾及，又无资刊印，加之生活的辗转，在道光二十年（1840）他英年早逝时，这些著作或难以完成，或湮散难存，沈垚身后，《元史西北地蠡测》稿本不见，残稿有《元史地理志释》数条，又有《西北地名杂考》数条，也是“涂乙增损，几不可辨；”[71]《西域小记》残稿中，《新疆统部表》全佚，北路、南路二表“亦多蠹缺；”[72]《校<河南志>注》也是“全本未见，残稿仅存卷首语数叶”；《校<东京梦华录>》手稿更是“鼠齿散乱，校语可读者仅存一条”。[73]
沈垚为人幕友，生活于学术名家身后，在当世名不显于时，后人对他的了解也不充分。梁启超虽在显学学者阵营中提到过沈垚，但在对当时西北史地著作的介绍中，显然忘却了名噪一时的《新疆私议》与极见功力的《西游记金山以东释》。后来的学者也常将沈氏的学术成就看作是别人所为，赵俪生先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曾撰文介绍张穆的西北史地成就，文中对张穆《蒙古游牧记》中一些考订结果十分赞赏，但他所列举几处，均出自沈垚的《西游记金山以东释》。[74]于是，后人眼中，沈垚只是道光“显学”行列中一个模糊的身影。
其实在学术史的研究中，我们必需通过著述大家这些学术主角，去把握一时一世学术发展的质干，也应该经由普通学人这些学术配角，去理解一代学术的血肉，也许这样可以还学术史一个丰满的形象。以沈垚来探知西北史地研究这一道光“显学”盛名背后的史实细节，正是今天沈垚研究的意义之一。
三、“显学”的困惑
沈垚《新疆私议》的撰述已在表达他的用世之心，这与道光初年京中西北史地研究中出现的经世意识是一致的。关于道光时期西北史地研究中蕴含着的经世意识后世研究者多有论述，[75]但少有研究者注意到在鸦片战争前十年间，西北史地研究中出现了一种趋势，即越来越多的学者专意于文献的考索，其研究成果或为沿革地理著作的考证，或是对此前西北著述的校刊，徐松、李兆洛等学人均专意此学，并带动了一批学术后进，但在这些学术活动中，西北史地研究的针对性与现实感都在消退。沈垚入京之后，也不可避免地走入这一为学之途。生活困顿及由此难以改变的幕友身份使他沉沦于学术的不由自主，同时，沉缅考索之治学与经世致用之志向相背离也使他挣扎于内心的矛盾冲突，这些使沈垚产生了“技”与“学”的思考。
在沈垚今存的信函文章中，反复出现了这样一对概念：“技”与“学”。所谓是“诸故人所讲求者，学也；都下所重者，技也。”[76]“技”，沈垚也称之为“艺”，即为工具，在“垚之所长在古人只算一技”[77]与“垚幸有略知舆地之技”[78]的表述中，可见“技”常指“舆地之技”，即沈垚所从事的舆地研究。从事研究所使用考证、金石等方法也被沈垚称为“技”或“艺”，“夫小学特治经之门户，非即所以为学；金石特证史之一端，非即所以治史，精此二艺，本非古之所谓通儒。”[79]“学”是与“技”所对应的另一概念，沈垚也称之为“有用之学”，如上文所提到的“治经”与“治史”均是“学”的内容。至于“技”与 “学”的关系，沈垚认为，“技”是为“学”的工具，“学”是“技”的目的。既然“学术之盛衰关乎时运，”[80]所以“技”必须达及于“学”， 而后才能利于世风人心，有益时世，所谓是“以经术治身，则身修，以经术饰吏治，则民安”。[81]以考证为根基、以议政为鹄的的《新疆私议》就体现着“技”与“学”的结合。
既然“有用之学”需要借助“舆地之技”的手段，所以沈垚并不一概否定考据之法在治学中的意义，认为“谓形声训诂，非君子德修已之学，则可；谓穷经而可不先从事于形声训诂，则不可。”[82]沈垚所反对的是沉鹜于琐屑无用之考证，即“考证于不必考之地”，[83]沈垚所痛恨的是“技”与“学”的割裂，认为“今人之通，远不及前明，人之不通，其故由古人治经，原求有益于身心；今人治经，但求名高于天下。故术益精而人愈无用也。” [84]遗憾的是，在他看来，自己所埋首其中的西北史地研究是“技”而不是“学”，[85]耗费着自己心力的西北舆地研究也正在截断着学人由“技”而上达至“学”的路途。“滞都下数年，籍考证以自给”[86]的沈垚看到，他曾仰视敬慕的学界名师、地学大家们孜孜以求的不过是他眼中的“舆地之技”。
沈垚的这些议论，与同时代同治西北史地的学人魏源相类，沈垚痛陈“技”与“学”的割裂时，魏源曾历数以训诂、音韵、名物、器服等考订对经术转化为治术之路的截断：“士之能九年通经者，以淑其身，以形为事业，则能以《周易》决疑，以《洪范》占变，以《春秋》断事，以《礼》、《乐》服制兴教化，以《周官》致太平，以《禹贡》行河，以三百五篇当谏书，以出使专对，谓之以经术为治术。曾有以通经致用为诟厉者乎？以诂训音声蔽小学，以名物器服蔽三《礼》，以象数蔽《易》，以鸟兽草木蔽《诗》，毕生治经，无一言益已，无一事可验诸治者乎？”[87]
魏源最终在今文经学的大义与经世文编的辑撰中，走出了考证的路数，从学术认识到治学方向都与乾嘉学人不同，成为道光学术转变的象征性人物。但沈垚不同，他虽有过与魏源相类似的思想状态与学术认识，但他却没有魏源那样独立思考的空间与时间，游幕生活使他的学术生涯走上了不由自主之途。清代的学人游幕对当时学术发展有所助益，但在这一学术现象之下，幕友的治学取向难免受到幕主的制约，成为幕主的附庸。为人幕友、身不由己之情状，沈垚早在江南时已有感受：“垚乡试后若不出游，则衣食无籍；若仍出游，则故业益荒。”[88]北上京华之后，沈垚一头扎入文献考订，他所了解到的再不是现实中的西北而是历史上的西北了。空间与时间的双重阻隔中，随着研究越来越深入，沈垚距离用世之学却越来越遥远了。况且，在这种以光阴研磨心血的考索群书使他“精力殊不如前，饭食亦减”，[89]“疲精竭神”“更夭年寿，”[90]他的身心都受到极度的消损。“寄豢于达人，弊心力于故纸”，[91]最终沈垚只能停止于“技”，而无暇于“学”了。于是“穷达由命，学问由已”[92]也只能是一个悬于心中可望而不可及的学术理想了。
心知不可为而又不得不为之，这正是沈垚后期从事西北史地研究时的心态写照。进退两难中，这位“名山著作才”也只能以沉痛之语来喧泄心中的“穷士牢骚气”[93]： “垚急欲南归，徐星翁迫为考证后魏地理，故不得归；且归，并无所得食耳。……垚之所长在古人只算一技，以有此技，故不至如半虔饿死；亦以有此技，故受羁绁而不得自由，罢精竭神，奉技以就犬马之食，身世如斯，良可哀也。”[94]“使垚早从半虔之言，薄训诂而不为，则垚之骨枯已久矣。”[95]“都下无爱垚之人，而偏有望垚之人。不赴其望，退乃无驻足之地，并此犬马之豢，亦不可得，此其所以苦也。”[96]
被“迫”与 受“豢”、“羁绁”与“骨枯”，这些读来令人触目惊心的字眼，淋漓尽致地勾勒出沈垚在“技”与“学”之间的挣扎与无奈。其实那个时代的西北史地研究在学问与经世之间也遭遇到了困顿与尴尬。只是对于其中一个极端例子的沈垚，这一尴尬在他的身上得到了极度的放大，随之，他对这一困顿也有了最深切的体会。
沈垚之所以能意识到当时西北史地研究中学问研治与经世目的之冲突，其根本原因还在于沈垚是一位深受中国传统学术濡染的学人。中国学术讲求的是会通而非专门，是道德文章并举，而非沉溺专门一技。沈垚论学中，与“技”相对应，“学”实际仍是传统儒家所言，研经以修身，考史以为鉴。他不满足于考订史料的“释史”，而是试图“览观史册于古今得病”，[97]从史事中窥测其规律与意义。他曾言“钱氏（指钱大昕——引者注）有史学，而无史才，故以之释史则得，以之著史则琐屑破碎，不合史法”[98]，沈垚后来曾将“心所欲言者，拟为史论以发之，……成二首，”[99]撰写了寄寓着自己学术理想的著作《史论立名篇》与《史论风俗篇》。其中言道：“名者，功德之符，非崇饰虚名之谓。……古今治乱，繫于当时之好尚。”[100]“天下治乱，繫乎风俗。天下人能皆君子，亦不能皆小人。风俗美则小人勉慕于仁义，风俗恶则君子亦宛转于世尚之中，而无以自异。是故治天下者以整厉风俗为先务。”[101]
这样，如果沈垚真能有机会走出“技”的约束，追求“学”的理想，他所走的理路会是由考订历史而探寻治乱兴衰之理、由心性研修而整治人心风俗。在沈垚这样的学术追求里，希冀着西北史地研究中能总结出统治之道与治边之策，但现实中极其专门化的西北史地研究将学者的时间与精力消耗在无穷无尽的文献考索而无暇顾及学以经世之研究初衷。
孤独而敏锐的沈垚认识并体会到了“显学”背后的这一困惑，其实道光“显学”研究中更深层的无奈是研究中第一手资料的缺乏。由此西北史地研究必然地走向文献考订，并直接带来研究中经世意义的消淡。
道光“显学”的形成得益于当时几位有过西北生活经历的学人如祁韵士、徐松等。实地目验是中国传统舆地研究积累的重要手段，但在当时中国社会条件之下，亲履西北很难成行，龚自珍寄情西北，一生足迹不出八达岭外；他的朋友王元凤谪戌于张家口 ，但也无缘一睹口外山川形势；[102]魏源也曾想随杨芳西行，止步于嘉峪关而返。加之中国传统学术中，缺乏实测所必要的物质条件、技术手段、知识基础与思想观念等因素的有力支持，故而难以发展起科学成熟的实测技术。由于中国社会条件的制约限制，中国学术特点的惯性使然，当时西北史地研究的进行几乎无法选择地走入以文献考据为主要手段的舆地沿革考索，徐松即是一例。但直接实施的实地考察是间接借助文献考订所无法取代的，故而龚自珍因不习知山川条列，故“所拟建置大略多舛错，”[103]沈垚虽从古籍考证出新疆水道，提出可兴屯田，但现实中“新疆有水之地。回民种植，不可夺其利，故屯田非易。”[104]这样，嘉道西北史地研究中一直存在着矛盾：研究方法与研究宗旨之间的冲突。今天的研究者认为，嘉道时期的学者十分重视实地考察的方法，[105]但他们反复强调的实地考察其实只是一种无法实现的学术愿望，随之他们的治学目的也无法达及。沈垚“足不越关塞”[106]而指画绝域山川的佳话也正反衬着 “显学”研究的另一种无奈。
回溯沈垚一生的西北史地研究，他早年的成名之作《新疆私议》已表现出与龚自珍、魏源一样的用世之心。后进入以徐松为代表的研究理路之后，沈垚虽在西北史地及蒙元史研究中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在文献考索的竭精疲神中，他感受了这一学问对学者身心的消磨、对时事现实的无益，并对这一研究进行了质疑与反思。研究沈垚这位生活于“显学”名家身后的学人，他为人幕友的治学经历，让我们更容易了解当时“显学”成就背后多位研究者所付出的艰辛与努力；他对“技”与“学”的反思，让我们更清楚看到“显学”盛名背后的困惑与无奈。
注：文中A代表字形：上部为“艹”，下部左为“丹”，下部右为“隻”；文中B代表字形为“殷”字左半边。
（文章来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年第1期）
< 1 > < 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