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科举出身的满族旗人

    嘉庆帝于阿桂逝世后.亲临赐奠，作悼诗曰:“帝念功勋旧，朝廷重上公。将星落霞表，箕尾见云中。函丈仪曾侍，纶扉望最隆。路人知感泣，不愧世家风”[2]。嘉庆皇帝给阿桂这种评价，绝非偶然。这是对阿桂一生汗马功劳的盖棺论定，也是对阿桂一家世代为清朝效力的感念。本文不妨就从阿桂的家世谈起。  

 阿桂一家是古老的满族贵族世家。从阿桂诞生上溯至努尔哈赤创建后金(清前身)的百余

年，处处留下了阿桂一家的足迹。据《八旗满洲氏族通谱》所载，阿桂姓章佳氏，以地为姓，其祖先穆都巴颜屡经迁徙至费雅郎阿(今辽宁新宾满族自治县旧老城，亦称费阿拉)。原书记载:“按章佳氏穆都巴颜，初居长白山俄穆和苏鲁地方，因子孙繁众，率五子迁于瓦尔喀什罗尔锦地方。后其五子又各居一地，长子扎克丹巴颜迁费雅郎阿地方。”

    从已知的记载上看，阿桂的先世可能在后金建立之前，已从长白山迁居到辽沈以东之地。

他的祖先和清朝开始有关系者系瑚鲁瑚昌吉鼐。此人为扎克丹巴颜之子，阿桂是他的五世孙。

他和清朝兴起的关系是：一，其时已入八旗，为“正蓝旗人”;二，从长白山俄谟和苏鲁继迁费雅郎阿地方.即居于清朝龙兴之地;三，“国初来归”;四，众多子孙在中枢和八旗中任官。[3]

    由阿桂之孙那彦成编纂的《阿文成公年谱》.列出的阿桂曾祖父为雅尔泰，可惜事迹不详。祖父阿思哈.曾任三等护卫。[4]地位最显赫的莫过于阿桂之父阿克敦。有人说，清朝八旗子弟“专重骑射.风尚质朴。不以文事争能，故起家科第，驰声艺苑诸人.大都不甚显贵”[5]。阿桂父子却是少数例外。

    阿克敦与阿桂都是清朝入关后，通过科举考试步入仕途，并获得高官显秩的满族人。满族登上历史舞台较晚，文化后进，阿克敦却在康熙年间由举人而进士。[6]阿克敦以科举出身，官至侍郎、尚书、协办大学士。阿桂更是经过系统教育。6岁读家塾，15岁入学。其父阿克敦曾为这位独生子聘请著名经学家沈彤为师。[7]后由廪生、贡生，19岁成了国子监的大学生。乾隆三年(1738)中举。虽然没有考取进士，却也作到了武英殿大学士。因此他们被誉为“父子大学士”的世家。[8]

满族很重视家教，即使已受到学校教育，或入仕多年，仍离不开家教。阿桂之所以能“不愧世家风”，还与传统的家教大有关系。乾隆初，阿克敦历官刑部侍郎、尚书十余年，谙习量刑判罪之道。一天，阿桂侍父身旁，阿克敦问:“朝廷用妆为刑官，治狱宜何如?”阿桂回答：“行法必当其罪，罪一分与一分法，罪十分与十分法。”阿克敦大怒，寻杖欲打，阿桂惶恐请教。阿克敦说:“如汝言，天下无完人矣!罪十分，治之五六、已不能堪，而可尽耶?且一分罪尚足问耶?”[9]

    在法与罪的关系上“重罪轻治”，这是阿克敦的经验，但绝不是拘私枉法。阿克敦本人为官清廉，刚直不阿，“平恕易简，未尝有所瞻顾”。[10]其主张宽刑，实属一种求治之道，与乾隆初政方针相一致。清代康雍乾三朝均属“盛世”可是康熙晚年失之过分宽仁，雍正朝纠之以严，又偏向于另一种极端，乾隆登极伊始则宣称“治天下之道，贵得其中”。[11]阿克敦的治狱恰好符合这个折中之道，所以他久为乾隆帝所赏识。乾隆十三年。阿克敦在协办大学士任上。因翰林院奏进《孝贤皇后册文》错将“皇砒”译为满文的“先太后”，被逮交刑部治罪，拟斩监候。岂料三个月后发生了戏剧性转机，即不但获得释放，还令其继续任刑部尚书。原因就是乾隆在所有满族官员中找不到如阿克敦一样适合掌秋曹的人才，他的问题又不因“办理部务错缪”。[12]阿桂当年受了阿克敦的教训，待到他自己治狱时，确实把他父亲说过的话当成至理名言了。史书上说:“阿桂长刑部，屡举以告僚属云”。[13]

    阿桂还接受了其他形式的家教。乾隆十三年冬，清军征金川(今四川境内)，内大臣、兵部尚书班第出督军饷，阿桂从参军事。前线的清军大将川陕总督张广泗围困金川叛乱头目莎罗奔、久无成功。乾隆命大学士呐亲驰往经略军务，同时起用岳钟琪为四川提督。其时，将相不和。乾隆召呐亲、张广泗回京，先后以失误军机罪将二人处决。岳钟琪就此事劫阿桂“勾结张广泗。蒙蔽呐亲”，阿桂被逮捕追查。[14]第二年六月阿桂获释，乾隆下谕说:“阿桂随往军营办事，年少无知，自干罪决，固应按律重惩，但伊系司员，原不过以供驱使，其获罪之处，与贻误军机者有间，情有可原。伊父阿克敦因子犯罪，深知惭悔，办理事务，甚为黾勉，且年高仅有此子，拘系图圈。别无朝夕左右之人，联为垂悯，著加恩将阿桂从宽释放。交与阿克敦严加约束，毋许稍有滋事”。[15]乾隆此谕反复把阿桂的罪过及其处理和阿克敦联系起来。尤其是释放阿桂以后，勒令阿克敦对他严加管束，也就是把教育26岁的阿桂的责任交给了他的家父。《清史稿》的作者论阿桂说:“将者国之辅，智信仁勇，合群策群力治而用之，是之谓大将。由是道也，佐天子辨章国政，岂有二术哉?乾隆间，国军屡出，熊黑之士，因事而有功，然开诚布公，谋定而后动，负士民司命之重，固无如阿桂者”。[16]阿桂能有这样的结果，出将入相，功成名遂，乾隆一朝，无人可与之伦比，可以说良好的家教起了一定的作用。

二、定西陲兴屯田的贡献

    乾隆二十年在阿桂仕宦生涯中是个标志。此前他虽已历官郎中、军机章京、江西按察使、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等职，但无论在朝廷或地方，也无论躬操文墨或办理军务，总的带有见习性质，而在此之后却走向成熟，逐步起到独当一面的作用。此间，他的第一步是随同出师、平定西陲。

    乾隆二十年六月，正值准部内江，清朝决意征讨，阿桂首途乌里雅苏台办理台站。[17]他与蒙古亲王、定边副将军成衮札布搜讨阿睦尔撒纳，成衮札布奏称阿桂“遇事奋勉”。[18]第二年正月，父阿克敦卒，阿桂丁一忧回京。即再次登程，参与平定青滚杂卜之乱。乾隆在谕旨中说:“青滚杂卜遣人至乌里雅苏台、煽惑喀尔喀等。著舒明会同亲王成衮札布、德沁札布等相机查办。再著阿桂速赴军营，协同办理。”同年十二月，以北路军营大臣应分驻地方办理事务，阿桂受命驻科布多。[19]二十三年，准噶尔辉特部头人舍楞叛逃俄罗斯，阿桂为定边将军兆惠及时提供信息，并在追袭中主动率兵策应，“奋力遗行”，受乾隆赞赏。[20]

    阿桂投入的另一场战争是平定“回部”之乱。所谓“回部”，实指居住在天山南麓的维吾尔族。乾隆二十二年该部首领布拉尼敦及其弟霍集占叛清，史称“大小和卓之乱”。二十三年，清军平叛开始，经过库车之战、黑水营之战。虽勉强获胜，两名版乱祸首尚未捉拿归案。乾隆忧心忡忡，急令诸将马不停蹄追歼，“以竟全功”。[21]清将兆惠由广什取喀什噶尔，富德由和田取叶尔羌，霍集占兄弟弃城而逃。于是清军在西陲的广漠山野展开了一场惊险的追击战。二十四年五月，阿桂受命往霍斯库鲁克向副将军富德会师。七月追至阿勒楚尔，富德分兵三路，阿桂与明瑞为左翼，继追至伊西洱库尔诺尔。一面进攻，一面招降，叛军大溃散，霍集占兄弟仅余妻妾等数百人逃往巴达克山，在清军的逼索之下，该部杀霍集占献其首，擒布拉尼敦，也将其处死。“回部各城依次抚定”。伊西洱库尔诺尔之战是关键一战，也是阿桂参加的平定西陲的最后一战。从准噶尔全局大定到霍集占授首，乾隆称为“大功告成”。[22]

    伊犁屯田是阿桂作出的又一历史性贡献。清朝在西陲虽取得军事胜利，但乾隆提出继续在伊犁驻兵，以求长治久安的根本问题尚未解决。乾隆二十四年九月，阿桂被调往“回城要地”阿克苏，先办自阿克苏向伊犁驻防兵丁解送行粮，随即议行屯田。十二月，乾隆谕令“阿桂、伊柱即领驻防兵丁，护送回人往伊犁管理屯田事务”，[23]阿桂遵旨执行。二十五年二月，乾隆称赞阿桂“此次办事甚属勇往可嘉”，并强调此时自以屯田为要，令其“专办耕作营造事宜，务使兵丁回人乐于从事”。[24]阿桂从海努克试行，成为伊犁屯田“经始”者，乾隆有言曰:“阿桂奏称伊犁河以南，有地名海努克，与固勒扎相隔一日程途，水土沃衍。请于此处先行屯种，相其形势，分立村庄等语。所办甚是!俱依议行。果能实心奋勉，次第办理，则电田一事，当录伊经始之功也。”[25]

    为使伊犁屯田逐步发展，阿桂于九月提出伊犁耕牧城守事宜规划，内容包括:一、增派回人屯田;一，增派官兵驻防屯田;增派官兵箱时定数;一，次第建置城邑;一，预备屯田兵马驼。乾隆下军机处大臣议行。[26]屯田效益颇为可观，“尽播种计之，上地所获二十倍，中地所获十倍”，首先使军粮得到逐步解决。[27]第二年四月，阿桂奏称伊犁牧群蕃息，请停止内地购办，并要求招徕叶尔羌、喀什噶尔、阿克苏、乌什等地回人到伊犁耕种。继之扩大屯田规模，发展地方经济，安钾人口就业。七月，请于伊犁和乌鲁木齐之间的玛纳斯、捧示喀喇乌苏、晶河等处屯田，每屯田兵，人各垦地15亩，晶河以西归伊犁管辖，托多克以东归乌香木齐管辖。[28]为求久远，二十七年正月，疏定约束章程:一，甲缺宜均齐;一、钱粮宜画一，员缺宜变通;一，产业宜均分;一，家口宜量给养赡。[29]此时除从阿克苏等地迁移回人到伊犁耕种以外，由哈萨克等处来归的准噶尔部余众，亦皆给地耕种。

    自乾隆二十年至二十八年，阿桂在西陲参加平叛和在伊犁等地屯田，为清朝统一新疆。发展边境地方经济，加强各民族之间的联系，立下了功勋。为此，他两次获得殊荣、一次是乾隆二十五年底，绘像紫光阁，在50名功臣中，阿桂名列第17位。乾隆亲制赞词:“阿克敦子，性颇捷敏。力请从戎，宜哉惟允。身不胜衣，心可干城。楚才继出，为国之祯。”[30]另一次是二十八年，他被抬入上三旗。《清实录》载乾隆谕称:“阿桂在军营殊为出力，且在伊犁办事亦甚妥协，著加恩将阿桂一族由正蓝旗抬入上三旗。”这里没有说明抬入哪一旗，《清史列传》则载明“嗣是隶正白旗”。[31]按清朝规定，“惟本支子孙方准抬，其胞兄弟仍隶原旗”。[32]从此阿桂的子孙变成了正白旗满洲人。此间阿桂的官职已升尚书、八旗都统，予骑都尉世职，并调回北京，命在军机处行走，赐紫禁城骑马。二十九年三月，署伊犁将军。以后又数次赴伊犁办事，或被授将军。

三、平定两金川有利全国统一

    阿桂在伊犁筹办屯田经年，于军事并无特别建树。他作过一首《伊犁军营》诗云:“欲扫妖氛净，岩疆战不休。人犹争马革，天已厌旎头。刁斗三更月，关山万里愁。渠魁何日灭，非直为封侯。”[33]他在军事上开创崭新局面是平定大小金川。                                                                                                                                                         

阿桂介入金川事件共三次，第一次就是前述乾隆十三年的那次，从班第参军事，落得被劫入狱。第二次是二十九年，由伊犁将军调署四川总督，代替临时回京的总督阿尔泰，仅了解到土司朗卡与绰斯甲布等打内战，别无建树。第三次才是阿桂大有作为的时期。他终于成为主帅，立下烜赫战功。

    阿桂第三次介入金川事件时，大金川土司朗卡已死，其子索诺木与小金川土司泽旺之子僧格桑结伙反清。四川总督阿尔泰征讨无功，乾隆命阿桂署四川提督，随副将军、理藩院尚书温福进讨。清廷原拟先攻主犯小金川，暂置大金川于不顾。阿桂旗开得胜，连克巴朗拉、达木巴宗及资哩山、阿喀木雅等寨。松潘总兵宋元俊也收复革布什咱，两金川抵抗愈烈。三十七年二月，乾隆催温福三路进攻，誓在必诛叛酋。阿桂被授参赞大臣，自西路阿喀木雅前攻。僧格桑及索诺木均派人至清营请罪，温福奏请宽有索诺木，乾隆览奏，下令“一并擒获”[34]。此时阿桂已表现出“历练军务”。五月，总督桂林在墨垄沟失利，阿桂即被派往南路统兵，与温福、丰升额所率西路、北路兵各当一面。阿桂抵达南路，督战、谋划、处理降人，动合机宜。尤其是亲自统兵.翻山越水.攻取碉寨，连战皆捷，至十二月初已克信格宗，乘胜进克美诺。温福也克听郭宗，僧格桑逃裹大金川，其父泽旺被擒获，小金川全部荡平。乾隆高兴地说:“贼巢已破，我武维扬，阿桂调度有方，懋著劳绩。”[35]

    小金川既已荡平，清军遵乾隆之旨准备立即进攻大金川。三十八年正月，阿桂由当噶尔拉，温福由功噶尔拉，丰升额由绰斯甲布，分路攻向大金川心腹之地噶拉依和勒乌围。六月，风云突变，由于温福的疏防，所率主力一军在木果木遭到突袭，清军惨败，温福中枪阵亡。[36]阿桂随即被任为定边将军，这是他第一次为大军主帅。时小金川诸部复反，大金川顽抗更力。阿桂受命危难之秋，通盘筹划，一切从头开始，乾隆.极为满意地说:“阿桂此次办理，事事妥协，甚属可嘉。已授为定边将军.统办进剿之事，实堪依任。”[37]阿桂不惧一时混乱，镇静调出南路之师，合原有及新添之兵，部署攻取得而复失的小金川及进攻大金川刀又月，乾隆改任阿桂为定西将军，授予顺治年间所铸定西将军印，说当年爱星阿佩此印“成功甚速，最为吉祥”，实希望阿桂“迅奏肤功”。[38]从九月末至十月初，阿桂在富德与成德南北配合下，从中路攻资哩、路顶宗、明郭宗及美诺，全部收复，底木达、布朗郭宗依次俱下，南路明亮收复僧格宗，会于美诺，七日之间，小金川再次平定。

    为了攻取大金川，阿桂乘胜备兵，先贮运粮袜;又采取“以番治番”策略，调查降众户口，令其自行管束，并给予赏赐。在军事上探明道路，利用未叛土司作战和牵制。三十九年正月，将兵分三队.各五千人，从布朗郭宗进发，第一队海兰察领之，第二队色布腾巴勒珠尔领之，第三队自领之。先克其左右山.继克罗博瓦山，转而避实就虚，攻占日则口，继攻逊克尔宗甚急，小金川僧格桑被杀，大金川献其尸求和。阿桂坚持不懈，而且出奇制胜，督兵攻日尔巴当噶。从此缩小包围圈、向叛酋腹心挺进。四十年七月，乾隆感动地说:“阿桂筹办军竹大小诸务。实为尽心。今时当盛署，统众攻坚，贤劳足念!”为此作诗以赠，诗曰:“掌握师行抡俊豪，事无巨细一心操。功成九伪尤应慎.惠洽诸军实所褒。探路欲因乘怠隙。攻碉直可压危浇。我居避暑原无署，卿效贤劳真是劳。”[39]八月遂克勒乌围。乾隆闻讯，派人把红宝石帽顶送到军营赏给阿桂。四十一年正月进围噶拉依，时大小金川儿全部扫平，止此一点尚在顽抗。乾隆大加封赏，说:“阿桂尊诚体国，不惮艰劳，制胜运筹，克成伟绩，实为此事首功。”加恩封为头等诚谋英勇公，并赏四团龙补服。金黄带。[40]二月四日早索诺木跪捧印信带同兄弟并妻妾及大头人、喇嘛头目等二千余人出降。诸将问呵桂何以如此，答说：“我已据险要，窜将何之?其若能死，又何待今日哉。”[41]两金川皆平。捷报至，乾隆认为“此次平定金川实皆阿桂一人功绩，深堪盛尚”，不等班师。特解亲御黑孤腿黄马褂粗报赏赐。[42]阿桂回京，郊迎至良乡。至京后，又为之举行饮至礼.亲赐美酒，又赐紫缀及四开楔袍。图像紫光阁，平定金川50名功臣，阿桂名列第一。[43]御制诗称:“西师参赞，经历多年。兹为巨擎，抡掌兵权。诚而有谋，英不恃勇。集众出奇，成勋元巩。”[44]

四、宰相生涯中的是非

    清沿明制，以大学士组成内阁，称为政府。所不同的是，清初有议政王大臣会议，决定军国大政;雍正以后又有军机处，也为重要机构，这都分散了内阁的实权。尽管如此，大学士仍被视宰相。阿桂在乾隆三十八年至三十年之间，一度为军机大臣，实际在军机处办事仅有一年左右时间，余皆出外任事。四十一年复军机处行走，直至嘉庆二年逝世，始终入直军机处，并从四十五年起为首席军机大臣。在内阁则先于乾隆四十一年为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第二年晋为武英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从四十五年起又为内阁首辅或管吏部、户部、刑部事，至逝世。[45]因此，无论从内阁或军机处来看，阿桂都是真宰相，而他的宰相生涯约略也从平定金川之后开始。

    阿桂为相20年，有人称他为“太平宰相”，[46]其实并非如此。那时大清已由盛转衰，除固有的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外，诸多新矛盾已经袭来。阿桂此时的经历就更为复杂，有的利于社会进步，有的则仅是为了挽救清朝韧粗亡，或维护帝王一人之尊严。其是非大致包括在他的主要活动之中。如:

    1、与缅甸交涉。乾隆三十三年，清朝征缅失利。大将明瑞阵亡.乾隆任命傅恒为经略，阿里衮、阿桂为副将军.再次大举征缅。三十四年四月，清军达永昌前线，决定分水陆三路而进，阿桂率万余众从东路进兵，军中包括陆上骑兵和在蛮暮造舟所成立的水师。全军攻向缅都阿瓦，傅恒一路虽未受到抵抗，深入二千余里，士兵却多染瘴，只有阿桂一路在老官屯与缅军激战，予以重创，促成缅方提出议和。时人称:“而云岩将军(阿桂)所统江东代军独完.遂具舟迎公(傅恒)于猛养，渡而归。又以此兵攻贼于蛮暮，攻贼于老官屯，得以威事。”随之，阿桂被授礼部尚书，处理善后。三十五年三月，阿桂抵老官屯，并派都司苏尔相携带檄书责问缅方为何迟迟不遣使纳贡输诚。缅方竟拘留了苏尔相，还要木邦、孟拱、蛮暮三土司之地。阿桂向乾隆提出大军不宜深入兰土司之地，可休整数年，再图大举，乾隆以为非计，罢其职。至四十六年，身为大学士的阿桂又奉命赴永昌与缅交涉，缅方表示愿意入贡并请通关市，第二年放还苏尔相。阿桂以和平方式推动了清缅关系的逐步解决。

    2、督修水利。此为阿桂宰相任上花费力气最大、坚持时问最久者。从乾隆四十四年至五十四年之间，他亲自督修的河工塘工足有十五六处。乾隆四十四年六月.黄河在仪封决口，宽70余一丈。河水由河南的唯州、宁陵、永城奔腾而下。经安徽毫州涡河入淮。清朝拨款征夫。堵了又开，乾隆无奈求救河神保佑。阿桂受命询访河决原因，在郭家店开引河。筑拦黄坝，然后存下流王家庄筑挑水坝、顺黄坝，逼流入引河，翌年三月堤坝筑成，造福一方。而后他“悉心履勘，度潮势之缓急，沙性之坚软.工力之难易.请筑鱼鳞石塘，与柴塘玲修。以资巩固而垂永久。”[47]从此，老盐仓、范公塘各堤一律得到修固。四十六年秋，阿桂督办青龙冈决口。已决定将东西两坝先后下埽，待两坝刚合龙，东坝立即下塌。因事先一位副将丰荣吉已提出异议，阿桂未听，至此，阿桂自请治罪。乾隆安慰说:“近年诸陇中。能胜治河任行，舍阿桂岂复有人?惟当安心静镇，别求善策。”[48]于是将青龙冈以下引河加宽，终收河流宜畅之效。阿桂从实践中吸取经验教训，成了治河行家，足迹遍于河南、山东、江苏、浙江、湖.化等地。督修的堤、坝、塘等，包括黄河、运河、洪泽湖等几大江河湖海工程。

    3、镇压反清起义。乾隆四十六年三月，甘肃撒拉族发生新旧教之争.逐渐演变成为反清起义。特别是总督勒尔谨逮捕新教首领马明心下狱，激起信徒二千余人暴乱，攻向兰州。清廷命大学士阿桂佩钦差大臣关防，从治河工地上赴剿。阿桂至。将义军营盘“四面围困，断绝水道”。六月，起义首领苏四十三遇害。余众逃入华林寺，又焚烧其寺，“擒杀净尽，无一名漏网”。[49]清朝支持旧教，打击新教，不能使人心服，以致两年后有田五再次起义.总督李侍尧虽击毙了田五，却不能平息义众。清廷只得又派阿桂赴甘，率健锐、火器营兵二千以从。阿桂全力围攻起义根据地石峰堡，义众突围不成，全部被俘或投降。[50]阿桂因此被予骑都尉世职。首次率军入甘，阿桂还揭开了以布政使王廷赞为突破口的地方官贪污大案，将总督勒尔谨、前布政使王宜望及王廷赞等各犯明正典刑。[51]

    乾隆五十一年，林爽文在台湾以天地会组织起义，攻占彰化、诸罗等县城。乾隆命福康安、海兰察率军出征，又以阿桂素谙军务，如有所见，据实上奏。阿桂提出清军宜扼其要害，分路进攻，先打通诸罗，使官兵声势联络，并于盐水港等处，廓清后路，由大甲溪克期进攻，最易收效。乾隆认为“所见与联略同”，令福康安照此办理。林爽文起义被镇压后，阿桂以“夙兴夜寐一体宣勤”，成为功臣，第三次图像紫光阁，在20人中名列第一。[52]

    4、领衔编书。阿桂能文能武，但比较而言，文不如武，他会作诗文，也工书法，大概因为忙于国事.迄今留下作品极少。不过任宰辅时，领衔编书却有几桩。乾隆四十二年，阿桂受命充玉碟馆、国史馆、《四库全书》馆总裁，首次介入编纂大型书籍活动。同年八月.乾隆亲自命名的《满洲源流考》，阿桂与于敏中、和珅、王杰、董浩同为总裁。无论“上谕”或奏摺，阿桂均名列他人之前[53]。四十四年修《盛京通志》，阿桂等奉救撰，成为迄今广为流传的一部重要方志。平定大小金川为阿桂亲身经历，四十六年他又领衔编撰了《平定两金川方略》。五十四年成《八旬万寿盛典》，其为庆祝乾隆八十诞辰而作。这类书籍的编撰，阿桂本人未必躬亲其事。但是他负有责任，也不能说没有过问。

   5、放纵和珅。阿桂给当世人的印象是风范气度都很好，称赞他身为宰相“而意犹不自慊”，又爱才好士，知人善任，乃至严以律己，从不收取贿赂，还告诫属吏“廉洁自矢。毋贪默”，绝无园林声色之好。[54]惟其对和珅姑息有余，人们颇有微词。和珅是乾隆晚期权奸，他依仗乾隆的宠信、为所欲为，肆无忌惮。乾隆四十六年，和珅同阿桂共赴甘肃督师，和珅带兵前进。陷于困境。总兵图钦保阵亡，却颠倒是非，委过诸将。后来阿桂再次部署，官兵个个奋勇作战，和珅回京遭到乾隆斥责，从此恨阿桂终身与之龌龊。[55]阿桂明知和珅之恶，却仅仅有意回避，“不与同直庐，朝夕入直，必离立数十武。和珅就与语，漫应之，终不移一步。”阿桂不能也不敢把和珅拉下马，原因就在于他本身也是一位封建官僚，他要考虑保住自己的高官厚禄，还要思量和珅的支持者是乾隆皇帝，岂能动摇得了。何况阿桂忠君、爱君，不肯对年事已高的乾隆宠臣发难。只得含恨终身。史称:“阿桂内念位将相，受恩遇无与比，乃坐视其乱政，徒以高宗春秋高，不敢据言，遂未竟其志。”[56]颇为中肯之评。

（文章来源：《清史研究》199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