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扩军，太平军军势复振，军威更盛，“连陷永兴、安仁、攸县、醴陵”[2]，北上直取长沙。罗泽南就是在这一形势下，应湘乡知县调遣，投笔从戎，开始他的军旅生涯的。
一、创建湘军
罗泽南初练乡勇之时，“军食器械都不具”，所募“悉邻里农人”，“有所申戒，喧阗并进，漫不知有行缀”。[3]于是，罗泽南效仿明朝军事家戚继光的练兵方法编束队伍，令弟子王錱、李续宾等分别带领，“日教以坐作进退，少长有礼”[4]，情况才有所改观。此后相继屯驻湘乡县北马坨铺、雷家铺等地，以防堵太平军。不久，太平军因攻长沙不下，移师北上。湖南巡抚张亮基论功奏保，罗泽南得以县学训导归部铨选。
1853年（清咸丰三年）初，张亮基为加强省城防务，调罗泽南带勇千人进入长沙，同时奉调的还有新宁、辰州、宝庆、泸溪、浏阳等地的乡勇。当时正值在籍礼部侍郎曾国藩奉旨办理湖南团防，罗泽南即以所部隶属于其麾下，号称“湘勇”。以360人为一营，罗泽南自将中营，左、右两营分别由王錱、罗信南带领。
湘勇建立之初，少经战阵，缺乏实战经验，只是在衡山草市、桂东等地镇压过会党起义。1853年（清咸丰三年）夏，太平军进击江西，围攻南昌。曾国藩令罗泽南率湘勇随夏廷樾、朱孙诒往援。结果初抵南昌城下，即被太平军杀得大败，死亡500余人，其中包括罗泽南的弟子易良干、谢邦翰、罗信东、罗镇南等。罗泽南本人因“匿于民舍”[5]，方免一死。这是湘勇第一次与太平军作战，虽然失败了，但是曾国藩“以为湘勇果可用，虽败敢深入，官兵不如也”[6]，于是又命罗泽南收拾残部，赴援吉安。围攻吉安的泰和天地会众见状解围退去，罗泽南追至安福，以300人歼天地会众数千。事后，罗泽南由江西巡抚张芾以平安福功保升直隶州知州，留江西补用。
1854年（清咸丰四年）初，曾国藩驻营衡州，大练水陆各军。罗泽南即率所部赶回，与曾国藩更定陆军营制，改一营360人为500人，“每营四哨，每哨八队，亲兵一哨六队，火器刀矛，各居其半”[7]。陆军与水师合计共23营，湘军规模初具。罗泽南在创建湘军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定立陆军营制方面有发凡起例之功，所带湘勇作为湘军的原始班底亦被曾国藩视为对抗太平军的主要力量，比同属湘军的辰勇、宝勇、新化勇等战斗力都强。对此，《清史稿》评论说：“曾国藩立湘军，则罗泽南实左右之。”[8]
二、作战两湖
1854年（清咸丰四年）2月，太平天国西征军由湖北攻入湖南，占领岳州、湘阴、靖港、宁乡，在湘清军接仗即溃。曾国藩派出储玫躬率湘军与太平军战于宁乡，亦遇伏败死。但太平军见湘军来势汹汹，以为大批湘军将至，担心自己兵力不足，主动退回湖北。行至中途，恰遇东王杨秀清派来的援军，于是重又杀回湖南，在羊楼司大败王錱部湘军，乘胜再次占领岳州、靖港。此后，湘军与太平军接连在靖港、湘潭展开激战，互有胜负，岳州于是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湘军采用水陆夹攻岳州的战术，陆路由塔齐布和罗泽南主持。塔齐布虽然勇猛善战，“实无方略”[9]，全赖罗泽南辅助。太平军撤出岳州后，塔齐布主张驻军城内，罗泽南则认为岳州四面环水，只有大桥一路通往长沙，是兵家必争之地，因此独率所部扼守大桥，“占据要隘”[10]。结果，太平军果以主力进攻大桥，双方在大桥一带展开拉锯战。罗泽南自带中营，以弟子李续宾、蒋益澧分带右、左营，三路进剿，将距大桥10里的太平军九座大营全部击破，最终取得了大桥拉锯战的胜利，有效地阻止了太平军对岳州的反攻。太平军因为岳州之战的失利，被迫退出湖南。从此，湘军军势始振，罗泽南也因此擢升知府，赏戴花翎，与塔齐布并称为湘军名将。
太平军退回湖北后，曾国藩也带领湘军尾追而至，驻扎在武昌远郊紫坊，计议进攻武昌。罗泽南在八分山上仔细勘察了武昌周围的地形，提出：“紫坊出武昌有二道：一出洪山大路，一沿江出花园。而贼（对太平军的污称）精锐皆聚花园，若出洪山，前临坚城，仰攻不下，花园之贼得以袭我后路，非长策。今惟悉力攻花园，花园贼垒破，乘势平鲇鱼套诸贼垒，贼之精锐皆尽，武昌可不攻而下。故当以重兵剿花园，而分兵出洪山以防贼之反窜”[11]，并请求由自己率军进攻花园。太平军在花园扎有三座大营，一枕大江，一濒青林湖，一跨长堤，并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外绕宽沟，内环木城、砖城，沟城之间又布满各种障碍物，可谓易守难攻。罗泽南根据太平军的驻防特点，分军三路进击，命李续宾、萧启江进攻太平军的江边大营，唐训方进攻堤上大营，自己与李杏春、罗嘉亮进攻湖边大营，一日之内将太平军在花园的营垒全部烧毁。武昌城外太平军的其他营垒也相继被湘军攻破，城内太平军守将黄再兴见状惊慌失措，无心再战，弃城出逃，华中重镇武昌遂为湘军一举攻克。罗泽南因在攻陷武昌之役中出力最多，被曾国藩保奏以道员记名，不久奉旨补授浙江宁绍台道。
湘军取得武昌之战的胜利后，制定了先破田家镇、再取九江的计划。为巩固武昌南面的防御，并扫清东进的障碍，罗泽南首先攻克兴国，塔齐布也攻克了大冶，接着会师东下，规取半壁山、田家镇。半壁山、田家镇隔江相望，为长江上游门户，是太平军重点防守的要隘，江面设有连缀两处的铁链两道，江心挽泊小船和木排，排上立有安装着大炮的木城，不仅地势险峻，防御工事也十分坚固。但是太平军统帅秦日纲并没有很好地利用上述有利条件，诱使湘军攻坚以消耗它的有生力量，反而在营垒之外进行野战。当罗泽南军行至半壁山前二三里处的的马岭坳时，太平军就主动出击，结果损兵数千。此后，太平军又数度到湘军营前激挑，罗泽南皆不令战，命令李续宾、彭三元、普承尧等布阵以待，并告诫诸将不得轻举妄动。等到太平军锐气已尽时，罗泽南才命令所部湘军突起急攻，结果一举攻破半壁山太平军大营。与此同时，湘军水师也取得胜利，田家镇太平军见江防已失，无险可守，被迫焚营东撤。罗泽南在半壁山一战中以少胜多，以2600人战胜太平军数万，清廷以为“功最伟”[12]，赏加按察使衔。
接着，罗泽南又连下广济、黄梅两县，拔除了太平军在湖北仅存的两个重要据点。至此，太平军从两湖地区全部撤出。罗泽南因此被清廷赏加叶普铿额巴图鲁勇号。对此，他感激涕零，特作诗铭记：“巴图鲁号锡神京，伴食军中浪得名。夹道士民齐拍手，马头原是一书生。”[13]对自己能以书生领兵作战也不免有些得意。
三、支援江西
1854年（清咸丰四年）12月，曾国藩率领湘军主力进入江西，全力进攻九江。当时，太平军江西战事的总指挥为翼王石达开，九江守将为林启荣，都是太平天国的杰出将领。他们吸取了武昌、田家镇两役惨败的教训，对九江之战作了认真的准备，在加强九江、湖口两城防御的同时，又在湖口对面西岸梅家洲筑木城两座，建立了既可以独立作战，又可以相互支援的防御体系。太平军充分利用了这一防御体系，闭城不出以消耗湘军的有生力量。罗泽南强攻不下，右肩和手指还两度受伤，不由感叹说：“九江城如斗大，梅家洲尤一小垒耳。而贼坚壁以老我师，静若无人，夜无更柝号火。我军一至城下，则旗举炮发，环城数千堞旗帜皆立如林。启荣之善守，贼中一将才也！”[14]
太平军不仅注意内线防御，还积极寻求战机，不时以灵活方式在外线进行战略性出击，先后攻克弋阳、广信等地。围攻九江的湘军只好一分为二，一由塔齐布率领继续攻城，一由罗泽南率领四处应援。结果弋阳、广信、德兴、景德镇等地刚刚收复，义宁又被太平军攻陷。罗泽南闻讯急忙赶回南昌，以便与曾国藩商讨下步行军进程。当时，太平军反攻湖北取得胜利，再次占领武昌，曾国藩心急如焚，计划全力进攻湖口，以便早日结束江西战事，回援武昌。罗泽南则认为：“今日之忧，不在湖口之难复，而在湖口之难守。贼上距武汉，下距金陵，相为犄角。……且湖口逼近江面，为贼必争之地，得湖口必分兵以守，与贼相持于无已，非长策也。为今之计，惟以复武汉为要著。……况剿义宁，可乘之以下武汉，于东征大计，尤为有益乎。”[15]于是在江西巡抚陈启迈的支持下进攻义宁。
太平军侦知罗泽南将攻义宁，沿途不断加以阻截。在梁口，湘军刚刚扎营就遭到太平军的袭击。罗泽南命令李续宾、唐训方从营后绕出山阜，以为奇兵；又令唐训方分所部二哨埋伏山间，以备策应；自己与蒋益澧列阵营前，以作正兵。结果一战击溃太平军，进驻老庄里下之棋盘岭。此处入义宁有两条路：一由棋盘岭经杭口过双井，为正道；一由棋盘岭经乾坑过小南岭、鳌岭，为间道。太平军认为小南岭、鳌岭地势险恶，无需重兵把守，将主力全部驻扎在杭口，以图阻截湘军。罗泽南诡言将攻杭口，却率主力偃旗息鼓直扑鳌岭，并命令蒋益澧扼守乾坑隘口以阻止杭口太平军追击。鳌岭太平军只有一营，且无作战准备，因此一战即溃，鳌岭遂为湘军占领。鳌岭左结凤凰山，右连鸡鸣峰，居高临下，据此攻打义宁有建瓴之势。罗泽南令蒋益澧驻扎岭左，以防太平军从凤凰山攻来；唐训方驻扎岭右，以防太平军从鸡鸣峰攻来；自率中营驻扎岭中，以便与左、右两营互为呼应。驻守义宁的太平军在湘军攻下鳌岭以后，才意识到鳌岭的重要性，于是倾城而出，分从凤凰山、鸡鸣峰等路来攻，但因地势为湘军占据，刚一接仗就折损了六七千人，大败而回。湘军乘胜攻城，一举占领义宁，罗泽南也因此被赏加布政使衔。
四、回援武昌
几个月来，罗泽南率湘军在江西东奔西突，虽有所攻取，但始终无补于大局。于是，罗泽南在收复义宁后再次上书曾国藩，力陈：“为今之计，惟有率南康之水师，与围浔城之陆师合力以攻湖口，横距大江，以截战船之上下，更选劲旅，扫通城、通山、崇阳、兴国之贼，悉其种类而歼除之，则江西、湖南两省之边患，可以渐纾。然后乘胜以下咸宁，出江夏，与湖南驻泊金口之水师，相为联络，以攻鄂渚，复汉口，是不惟荆岳可固，即九江残孽，亦将不攻而自下”，并以“剿崇通、援武汉”自任。[16]当时曾国藩直接统辖的只有塔齐布、萧捷三、罗泽南、李元度四军。前两军因主帅亡故，已今非昔比，战斗力锐减，李元度军刚刚建成，缺乏战斗经验，只有罗泽南军正处在旺盛时期，“兵力最强”，“为东南数省中不可多得之劲旅”。[17]如果罗军西调，就会使曾国藩在江西的处境更加困难。因此，曾国藩极不愿罗泽南离开江西，但从大局着眼，只得忍痛同意罗泽南的请求，并增派原塔齐布军彭三元、普承尧两营随行。
1855年（清咸丰五年）10月，罗泽南进入湖北，连下通城、崇阳。咸丰帝特赏给白玉翎管一枝、绿玉四喜搬指一个、荷包四对、火镰一把，以示嘉奖。罗泽南益发觉得重任在肩，派李续宾、刘蓉、蒋益澧、唐训方、普承尧各领所部驻扎在羊楼司，以防太平军进入湖南；派彭三元、李杏春进攻梯木山；自率中营暂驻崇阳。结果彭三元、李杏春二营在壕头埠几被石达开全歼，彭、李皆阵亡。罗泽南认识到分兵多处的错误，集中兵力于羊楼司，两次大败太平军，军势复振。
湖北巡抚胡林翼早就殷切盼望罗泽南来援，此时也率军前来会合。为使罗泽南甘心为自己出力，胡林翼对罗泽南恭敬备至，言听计从，开口必称“罗山先生”。罗泽南深为感动，一鼓作气，连下蒲圻、咸宁，进驻紫坊。此时，太平军加强了武昌的守备，在城外筑坚垒10余座，架炮设楼，严阵以待。罗泽南认为只要拔除太平军在城外的据点，武昌不难攻破，于是驻营洪山，先后毁除十字街垒、八步街垒、塘角垒等，断绝了太平军通往兴国、大冶的粮道。太平军又于望山门外新建石垒两座，也为湘军所毁。但是，太平军虽然失去了在武昌城外的营垒，抵抗仍然十分顽强，与湘军大战数十，小战数百，击退了湘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
与此同时，石达开在江西连克吉安、瑞州、抚州等地，曾国藩困守南昌，处境岌岌可危，五次檄调罗泽南回援。罗泽南回复说：“湘勇遽然撤去，则润之（胡林翼）中丞之兵单，不能独立于南岸。……况武汉天下枢纽，我与贼所必争之地，垂成而急释之，尤非策也。”[18]坚持不撤武昌之围，誓与武昌相始终，但又不忍弃曾国藩于不顾，于是加紧对了武昌的攻势，以期早日回援江西。结果在一次攻城之时，直薄城下，被弹片击中左额，顿时“血流被面，衣带均湿”[19]。回营以后日夜危坐，仍然坚持与在营诸将计议攻城方略。1856年4月12日（清咸丰六年三月初八日），罗泽南因伤势过重，不治而死，临终犹以“武汉未克，江西复危，力薄兵单，不能两顾”[20]为憾，遗命李续宾接统其军，继续与太平军对抗。清廷令以巡抚阵亡例议恤，于湖南、湖北及江西建立专祠，予谥忠节。
罗泽南的军事活动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罗泽南及其弟子作为湘军的主要将领，参与了对太平军的多次战斗，为清政府收复了大量的失地，还在各地普行团练以加强清政府对地方的控制。他们的这些活动，不仅扩大了程朱理学的影响，更增强了清政府在军事、-等各方面的力量，为“同治中兴”的出现创造了重要的条件。
（中华文史网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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