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是清初统治集团中的杰出代表，自幼聪慧，爱好读书，博学多才。即位之后，汤若望、杨光先的历法之争，使他受到极大的刺激。他事后回忆道：“朕幼时，钦天监汉官与西洋人不睦，互相参劾，几至大辟。杨光先、汤若望于午门外九卿前，当面-测日影，奈九卿中无一人知其法者。朕思，己不知，焉能断人之是非？因自愤而学焉。”[1] 他认识到西方科学的先进之处，以九五之尊，在日理万机之暇，亲自向传教士学习，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一段佳话。

他一生以极大的热情研习过西方科学。入华耶稣会士对此有详细记载。新发现的满文档案资料，也展现了他活到老，学到老的感人情景。他持之以恒，勤学多思，涉猎的范围十分广泛，有天文学、数学、化学、物理学、医学、地理学、测量学、逻辑学、音乐等等，并已接触到当时欧洲一些著名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

他的研习是有成效的，在宫内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德国著名思想家莱布尼茨就对他作过高度评价。1697年，在《中国近况》一书中，莱布尼茨写道：“正是康熙帝的这一雄才大略才使得欧洲的技艺和科学更好地输入中国。仅此而言，我认为，康熙帝一个人比他所有的臣僚都更具远见卓识。我之所以视他为英明的伟人，因为他把欧洲的东西与中国的东西结合起来了。他自幼就受到中国各门学问的熏陶，知识水平超出常人。”“他从科隆耶稣会士汤若望的学生，比利时耶稣会士南怀仁那里接触到了欧洲的科学。”“这样，他以其广博的知识和先见之明远远地超过所有汉人和满人，仿佛在埃及金字塔上又添加了一层欧洲的塔楼。”[2]

康熙不仅自己刻苦研习西方科学，还组织传教士和中国学者采用西法，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地测量，绘制了《皇舆全览图》。与此同时，康熙还开设蒙养斋，培养了一批学贯中西的科学人才，组织编纂了包含有大量西方科学知识的《律历渊源》，为引进和推广西学作出了一定贡献。

梁启超赞扬康熙道：“他是一位极聪明而精力强满的人，热心向慕文化，有多方面的兴味。他极信学科学，对于天文历算有很深的研究，能批评梅定九的算书。他把许多耶稣会的西洋人 ―    南怀仁、安多、白进、徐日升、张诚等，放在南书房，叫他们轮日进讲 ― 讲测量、数学、全体学、物理学等等。他得他们的帮助，制定康熙永年历，并著有《数理精蕴》、《历象考成》等书，又造成极有名的观象台。他费三十年实测工夫，专用西洋人绘成一部《皇舆全览图》。这些都是在我们文化史上值得特笔大书的事实。”[3]

康熙大胆起用传教士，亲自研习西学，这是明末帝王所不具备的难能可贵的吸收外来文化的开明态度。中西文化交流也因此而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然而，康熙在位期间，中西文化交流主要局限在宫廷，引进的西学也很有限。可以说是井水微澜，未能在促进中国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加广泛的作用。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康熙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首先，康熙研习西学，从主观上讲，主要不是为了改造中国，促进社会的发展，而是为了增强作为最高统治者“断人之是非”的能力，也就是说，是为了当科学问题的“最高法官”，进一步强化封建皇权。在这样的动机之下，康熙采取的行动，虽然客观上促进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的进步，但是，这一切只是出于皇帝个人的爱好，既不是天朝的国策，也没有形成社会风气。皇帝的态度一变，这股微弱清风转瞬即逝。既要当科学问题的“最高法官”，就要显示出渊博的学问。为此，康熙经常在臣僚面前炫耀自己，并以捉弄汉臣为乐。这实质上反映了一个落后的少数民族统治者的独特心理，唯恐汉人因学问而轻视满洲贵族。

其次，康熙涉猎的西方科学范围虽然广泛，但用力最多、效果较好的还是天文、数学、地理。这三门学科都与国家事务有密切关系。因此，康熙对西学的研习和推广，从根本上说，是在东西方相遇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传统的-行为。正因为如此，康熙对西方的采矿、冶金、机械等技术是很少涉猎的。三藩之乱中，他虽然令传教士制造火炮，但战争结束后，武器的研制便开始滑坡。

其三、为了“断人之是非”，康熙认真研习西学，但是，他并不支持传教士向中国的广大学者介绍西方科学，也不积极鼓励中国学人参与中西文化交流，从未派人出国考察。他的亲躬西学与“垄断西学”、压抑民智不无关联。朱方旦之死就是表现清朝统治者愚昧无知、顽固落后，以致臣民因持一些科学和进步观点而遭到杀害的典型事例。

其四、“西学中源”说的倡导及其影响。“西学中源”说是清代流行的一种学说，认为西方的天文历算源自中国。这种学说虽非康熙首创，但康熙的倡导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诚然，康熙倡导“西学中源”说有他的良苦用心，既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人们对西学的隔阂，推进西学的传播；又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中国学者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以重振中国传统科学的雄风。但是，“西学中源”说在方法上是牵强的，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其荒谬性显而易见。它包含有明显的崇中抑西的思想倾向，助长了清人的自大心理和对传统科学的盲目推崇，使清人不能清醒地看到中国科学的现状和欧洲科学的进步，为引进和学习西方科学技术造成了思想障碍。

乾隆帝文武兼备，有多方面的爱好和才能，但对自然科学毫无兴趣。他处处摹仿祖父康熙，在这方面却与康熙相距甚远。他曾写诗自嘲道：“皇祖精明勾股弦，惜吾未习值髫年。而今老固难为学，自画追思每愧旃。”[4]  由于皇帝个人的兴趣和其它多方面的原因，乾隆时期西学东渐日趋衰落，中西文化交流跌入低谷。值得一提的只有圆明园内的西洋建筑和《乾隆内府地图》。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传教士蒋友仁制作了一幅《增补坤舆全图》。在这幅图的解说中，蒋友仁明确宣布哥白尼的日心地动说是唯一正确的，并介绍了开普勒三定律以及欧洲天文学的一些最新发展，如地球为椭圆形等。这对于我国天文学的发展具有相当大的意义。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增补坤舆全图》是作为寿礼献给乾隆的，乾隆虽然高兴地夸奖了蒋友仁，赏赐他几匹绸缎，但并不懂得这幅图的价值。结果，这幅图被锁进了皇宫内院，无人能识。30多年之后，钱大昕虽然把他的润色稿定名为《地球图说》刻印了，但是阮元却在序言中劝读者对于哥白尼学说“不必喜其新而宗之”，[5] 因为它“上下易位，动静倒置，离经叛道，不可为训。”[6] 因此，长期以来，蒋友仁的介绍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开始，清廷用10余年的时间，集中大批人力物力，编纂了一部《四库全书》。其间，又对《四库全书》收录和存目的书籍编写内容提要和简评，名为《四库全书总目》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四库全书总目》的卷首，刊载了乾隆帝从三十七年至五十五年有关编纂《四库全书》的一系列上谕，对编书宗旨、书名的确定、提要的撰写、书籍的删毁标准、敏感问题的处理办法等等，都作了明确的指示。乾隆曾经说过：“方今搜罗遗籍，汇为《四库全书》。每辑录奏进，朕亲披阅厘正。”[7]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四库全书总目》代表了清朝官方及乾隆帝的思想。

《四库全书总目》一共评论了30多部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及其中国协作者的著作。这是乾隆年间中国学者对明末以来中西文化交流成果的一种回应，反映了当时清朝官方和知识界对西学的态度。

这些被评论的著作，有的收入了《四库全书》，有的仅为存目。收入四库的是科学著作，大多受到好评。存目的主要与宗教有关，受到严厉批驳。这说明乾隆年间，清朝官方对西教与西学有着明确的区分，总的看法是：“西学所长在测算，其短则在于崇奉天主以炫惑人心。”[8] “国朝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具存深意。”[9]

收入四库的西方科学著作，大致可以分为：天文历算类、机械类、农业水利类、地理类。总的来说，除了地理类的“广异闻”的书外，《四库全书总目》对西方科学书籍评价较高。认为：“欧罗巴人天文推算之密，工匠制作之巧，实逾前古。”[10] “西洋之学，以测量步算为第一，而奇器次之。奇器之中，水法尤切于民用。”[11]

与此同时，《四库全书总目》的作者们深切地感受到，传教士来华的目的是传播天主教，介绍西学不过是传教的手段。因此，在赞扬西学的同时，他们一针见血地指出：“盖欲借推测之有验，以证天主堂之不诬，用意极为诡谲。”[12]

他们反复论证“西学中源”说。认为：“西法出于《周髀》，此皆显证，特后来测验增修，愈推愈密耳。《明史  . 历志》谓尧时宅西居昧谷，畴人子弟散入遐方，因而传为西学者，固有由矣。”[13]

他们还对介绍世界地理和欧洲各国社会概况的著作，横加指斥，百般怀疑。认为，“所述多奇异不可究诘，似不免多所夸饰。”“疑其东来之后，得见中国古书，因依仿而变幻其说，不必皆有实迹。”[14]

这些评论反映了当时清朝统治者的天朝心态。以自我为中心，对中国以外的世界缺乏兴趣，没有主动认识其他国家的热情。夜郎自大，固步自封。

历史是无情的。正当清代君臣深信“西学中源”说，陶醉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之中时，西方的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最终以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19世纪中国的落后挨打，与18世纪清廷的对外政策是有一定关系的。

（资料来源：载（澳门）《中西文化研究》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