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翁方纲（1733－1818），字正三、振三，号覃溪，晚号苏斋，直隶大兴人（今北京人）。乾隆十七年进士，选庶吉士，授官编修，历官至内阁学士、鸿胪寺卿。先后典试过江西、湖北、顺天乡试，曾任广东、江西、山东学政。其间参加了乾隆朝几乎所有的文事活动。

在科举求仕的道路上，翁方纲可以说是一个幸运儿。早在乾隆九年六月，他十二岁即受到顺天学政、副都御史赵大鯨的赏识，成为秀才，故有神童之目。三年后的乾隆十二年秋天，即他十五岁时，又受到顺天乡试主考官、刑部尚书阿克敦、刘统勋的赏识，以第四十七名中举。是科顺天有数位闻人中式，其中就有河间府的神童纪昀，他后来以总纂《四库全书》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扬名后世；清仁宗嘉庆帝的老师、体仁阁大学士朱珪，以及他的同胞哥哥、翰林院侍讲学士朱筠，他是编纂《四库全书》重要发起人之一。期间，翁方纲开始在京师首善书院学习，为时七年。

    乾隆十七年八月，因皇太后六旬万寿加乡会试恩科，翁方纲以一百十七名成进士，座师为陈世倌、嵩寿和邹一桂，随即被选为庶吉士。乾隆十九年夏，庶吉士散馆，翁方纲授编修，并与梁国治、秦大士、梁同书、庄培因、朱珪、戈涛、卢文弨等缮录、校对《昭明文选》。随后又派缮宋《通鉴纪事本末》、御制诗二集等。方纲与修撰毕沅同司总校事，至二十九年夏乃办竣。从乾隆二十五年八月始，翁方纲又担任日讲起居注官、《续文献通考》纂修官，与刘星炜、积善、张曾敞一起具体负责其事。总裁为大学士梁诗正、通政使陈兆崙，翁方纲分修《市籴考》。办公之暇，则挟笔砚到皇史宬阅读历朝实录，摘条抄写，以备编载。自此为始，凡四五年，无寒暑间。期间，曾于乾隆二十七年六月，出任湖北乡试正考官，主持当年的湖北乡试。

乾隆二十九年四月，翁方纲完成《续文献通考·市籴考》五卷，并进呈高宗御览，深获好评，赞扬为“进书如此无一句指摘者，从来所未有也。”[1]七月，即奉命出任广东学政。

尽管是第一次就任此职，翁方纲还是做得不错，故在广东学政任上，一干就是三届，直到乾隆三十六年年底才返回京师。由于学政主要工作为考覆教职和考试生童，仅“掌学校政令，岁科两试。巡历所至，察师儒优劣，生员勤惰，升其贤者能者，斥其不率教者。凡有兴革，会督抚行之”[2]。时间比较自由，所以翁方纲在此期间开始认真研究自己喜爱的诗词学，并利用到各地按试的条件，搜集和研究当地流传下来的金石铭文资料，并于乾隆三十一年春节期间，撰成《药洲诗话》六卷，随后增订为《石洲诗话》，与在京所撰《韵字辨同》五卷同刊。乾隆三十六年秋，翁方纲在广州撰成《粤东金石记》十二卷并刊行于世。这是翁方纲第一部重要的金石学著作。

乾隆三十六年底，翁方纲完成广东学政工作返回北京。三十八年初，纂修《四库全书》工程正式上马。三月十八日，翁方纲因“留心典籍，见闻颇广”[3]，被大学士刘统勋等人推荐为《四库全书》纂修官，入翰林院修书。同年撰成《焦山鼎铭考》一卷和《苏诗补注》八卷。当时《四库全书》馆汇集了几乎全国所有的一流学者，先后参与其事的有程晋芳、姚鼐、任大椿、朱筠、钱大昕、张埙、陈以纲、孔广森、桂馥、黄易、赵魏、陈焯、丁杰、沈心醇、纪昀、戴震、邵晋涵、周永年、陆锡熊等数百人。在编书过程中，他们“时相过从讨论，如此者前后约将十年”[4]的经历，对包括翁方纲在内的所有学者的学术研究，都产生重要的影响。

乾隆四十二年三月后，翁方纲于承修《四库全书》的同时，还承担了《明纪纲目》、《音韵述微》、《续通志》等书的编篡任务。四十六年三月翁方纲补国子监司业后，又利用闲暇，研究国子监中的石鼓文，“公事毕，到戟门下席地而坐。手量石鼓圆围高下尺寸，度其泐势，精拓之。”[5]撰成《石鼓考》八卷。同时编成《七言律诗钞》十八卷。四十七年冬，翁方纲又利用入直文渊阁的机会，校勘成《黄诗全集》[6]。

乾隆五十一年九月，翁方纲奉命提督江西学政，至五十四年九月返回。期间，于五十二年十二月著成《十三经注疏姓氏》，于五十四年八月撰成他最主要的金石学著作《两汉金石记》二十二卷，并刊刻行世。该书被后人评价为“剖析毫芒，参以《说文》、《正义》，考订至精”[7]，也从而奠定了他作为清代金石学名家的地位。

乾隆五十五年二月，翁方纲扈跸谒东陵、西陵、泰岱、孔林。同年夏天，又前往盛京校四库书。次年九月出任山东学政。期间于五十八年前后，完成有关经学著作《通志堂经解目录》、《经义考补正》十二卷、《春秋分年系传表》，以及研究王世祯著作的《小石帆亭著录》六卷。五十八年六月，因“不能约束家人”[8]去职。次年三至八月，扈跸天津、热河。曾奉命选定迎驾诸生所献诗赋册，姚文田等人即是他所选。六十年，撰成《元遗山先生年谱》和《小石帆亭五言诗续钞》八卷。

或因其在乾隆后期长期办理批本所致，嘉庆六年二月，翁方纲被发往高宗乾隆帝的裕陵守陵三年。在马兰峪的三年，翁方纲因无所应酬，专心将数十年来研究诸经所记心得进行整理，先后整理出《易附记》十六卷、《书附记》十四卷、《诗附记》十卷、《春秋附记》十五卷、《礼记附记》十卷、《大戴礼附记》一卷、《仪礼附记》一卷、《周官礼附记》一卷、《论语附记》二卷、《孟子附记》二卷、《孝经附记》一卷、《尔雅附记》一卷。并完成《兰亭考》一书（原名《苏米斋兰亭考》）。

由于年事已高，加之被发往裕陵守陵一事的刺激，故翁方纲自马兰峪返回后，即没有再作官，在家从事金石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见于《苏斋题跋》[9]，以及嘉庆二十二年撰成的《庙堂碑考》、《秦篆残字记序》等论文。有关经学及学术研究方面的著作，主要有：大约在嘉庆十七年前后撰成《考订论》系列九篇论文，以及《自题校勘诸经图后》、《读李穆堂原学论》、《原学》、《姚江学致良知论》等论文。

    嘉庆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七日，翁方纲在家中去世，享年八十五岁。 

二 

在中国学术史上，清代乾隆、嘉庆两朝，无论是经学、史学、语言文字学，还是金石考古、天文历算以及舆地、诗文诸学，几乎整个知识界皆为考证学风所笼罩，形成了与先前的周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和宋明理学后先比美的清代汉学。于是治学术史者遂将以考证为学的清代汉学称为乾嘉学派，因其学风为朴实考经证史，所以又有朴学之称。但“说经皆主实证，不空谈义理”[10]，其总体性学风都是“由声音文字以求训诂，由训诂以求义理”[11]。当时学者皆以此种学风相矜尚，以致“家家许、郑，人人贾、马”[12]。考据之风充满国中，学术界遂成一“汉学专制”之局。在当时的学者们看来，“但当正文字、辨音读、释训诂、通传注，则义理自现，道在其中矣”[13]。汉学对清代学术的贡献，不但表现为它彻底结束了宋明理学在学术领域中的独尊地位，也表现为它促使知识界比较彻底地摆脱了元明以来学术研究的空泛之风，开始以科学的态度和严谨的方法，对数千年文化遗产进行系统的考订和整理。18世纪古籍研究、整理所涉猎的范围异常广泛，包括经学、史学、天文、古算、地理、农学、医学等方方面面，从比较宽广的范围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然而，汉学家“由声音文字以求训诂，由训诂以求义理”的治学方法，尽管有一定的科学性，但说“非有义理出乎训诂之外，”[14]将训诂、考证看成是探求义理的唯一路径，而忽视了“义理有时实在语言文字之外”[15]，其片面性显而易见。而且研究经学本是为了应对现实的需要，而过分强调研究方法，忽视研究的目的，忽视经学中包含的核心思想内容，仅从逻辑学的角度来说，它就颠倒了思想与方法的主次关系，很自然地，当它发展到极端时，就必然要回归到研究目的的探讨上，纠正其颠倒了的主次关系。因此，早在乾隆中后期汉学正炙手可热之时，一些有识见的学者就对汉学流弊提出了批评。尔后，面对汉学风靡，一味复古，宋学营垒中人目击其弊，亦不乏起而抨击者。程晋芳、姚鼐，皆为《四库》馆臣，而指斥一时学风之弊，则异口同声。程晋芳认为：“古之学者日以智，今之学者日以愚。古之学者由音释训佑之微，渐臻于诗书礼乐广大高明之域；今之学者琐琐章句，至老死不休。”[16]主张“六经皆史”的章学诚，对宋学空疏之风曾大事挞伐，然而对当时“汉学专制”之局也深表忧虑：“今日之患，又坐宋学太不讲”[17]。他明确地把考证之学称之谓“功力”，而非真知灼见。他说：“记诵名数，搜剃遗逸，排纂门类，考订异同，途辄多端，实皆学者求知所用之功力尔”[18]。即使汉学中人如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也指出，汉学家的考证论辩虽然“征实不诬”，但往往“嗜博”中“失之拘执”[19]，“一字音训动辩数百言”，恰似“散钱满屋”，“未及排贯”[20]。因此，主张兼采汉、宋，以救正其弊端。

当此风气转换之际，惠栋的再传弟子江藩，独坚守汉学壁垒，鼎力撑持，撰《汉学师承记》等书表彰汉学，而姚鼐高足方东树为反对江藩等扬汉学抑宋学的做法，撰《汉学商兑》，对清代学术进行重新评价，以致汉宋学术之争，演为激烈的汉宋学术之争。经过这场学术论辩，会通汉宋的学风终成学术界的主流。在这一学术演化过程中，翁方纲可谓一中坚人物。那么，翁方纲对经学是如何认识的？ 

三 

研究经学必然要涉及经学研究的意义。那么，经学研究的意义是什么？换句话说，为什么要研究经书？翁方纲认为是：“诚虑经之不明也，乃至有注经而经反因以晦者，故读者有舍经从传之说焉，有以经训经之说焉”[21]。也就是说，圣人事迹年代久远，因而事有歧出，说有互难，义有隐僻，所以需要仔细研究，正确理解。如何治经？翁方纲认为，治经切忌断章取义，应该全面正确地领会大义。“惟有于前儒所已言而未析者，或前贤留未尽之绪待剖说者，尚宜博考而慎思之。若此等篇次之说，惟有理其旧而勿辨焉可矣。”[22]而“治经宜通合全经，贯彻之，乃见此一条之是否也，否则专笔此条，使观者矜为创获而未尝合上下精研之，仍是欺人而已。”[23]他曾说：“夫谓以经训经则所立不偏矣，信无弊矣，然而经有各见之时，地有各见之指归，若必以彼经所云即此经也，将执一而不能权两，安在其立于不偏乎？不平心虚衷以研审之，而但经语之是执，其与舍经从传者厥弊均也。”[24]然而也需要讲究原则和方法，那就是广泛涉猎载籍，不轻下结论，也就是古人所说多闻、阙疑、慎言。他指出，“为学之法，圣人早以三言示之，曰多闻，曰阙疑，曰慎言，此千古读经读史著书为文之要义。”[25]他认为，治经尤其忌讳有好胜之心和嗜异之习。他分析说：“好胜之弊不专在治经，凡事皆然，凡学问皆然，而于治经尤甚。盖有前人成说，本自平正坦易，读者第期明晓而已，原无需外求也。彼自逞聪明、意气用事者，辄思独出意见以参互之，鲜有不偏曲末矣。”[26]因此他说：“考订者，订证之订，非断定之定也；考订者，考据考证之谓，非断定之谓。如曰考定，则圣哲作之也，非学者所敢也。”[27]

研究经典，考证史实，就必然涉及和需要解决传统学术研究中，义理、考订、词章三个不同方面的关系问题。那么应该如何看待它们之间的关系呢？和姚鼐一样，翁方纲也主张分学问为义理、考订、词章三途，力倡以义理为依归，反对专走考据一路。只是姚鼐诋汉学为“异道”，说汉学：“穿凿琐屑，驳难狠杂。其行曾不能望见象山、阳明之伦，其识解更卑于永嘉”。[28]而翁方纲却坚持认为，三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一个整体，缺一不可。即：“义理之学，考证之学，训诂之学，教雠之学，非四事也，实一事也。此四者归于一事矣。”[29]“语其大者则衷之于义理，语其小者则衷之于文势，语其实际则衷之于所据之原处，三者备，而考订之法尽是矣。”[30]“墨守宋儒，一步不敢他驰，而竟致有束汉唐注疏于高阁，叩以名物器数而不能究者，其弊也陋。若其知考证矣，而骋异闻，侈异说，渐致自外于程朱而恬然不觉者，其弊又将不可究极矣。”[31]所以他说“泥守宋儒与泥执汉学者，厥弊均也。”[32]也就是说，治学要兼采汉宋之长。

为什么说治经要以义理为归呢？翁方纲解释说，考订之学，“欲以明义理而已矣，其舍义理而泛言考订者，乃近名者耳，嗜异者耳。然若以其矜言博涉目为邪说，则言义理者独无涉偏涉空者，亦得目之以邪说乎？”[33]所以，“考订之学以衷于义理为主，其嗜博嗜琐者非也，其嗜异者非也，其矜己者非也。不矜己、不嗜异、不嗜博嗜琐，而专力于考订，斯可以言考订矣。考订者，对空谈义理之学而言之也。凡所为考订者，欲以资义理之求是也。而其究也，惟博辨之是炫，而于义理之本然反置不问者，是即畔道之渐所由启也。”[34]

为何要重视考据？在翁方纲看来，“考订之学，大则裨益于人心风俗，小则关涉于典故名物。”[35]因此，“通经学古之事必于考订先之。”[36] 他批驳片面否定考订之学的做法说：“诂训名物岂可目为破碎，学者正宜细究考订诂训，然后能讲义理也。宋儒恃其义理明白，遂轻忽《尔雅》、《说文》，不几渐流于空谈耶？”所以他公开提出，“今日学者但当纂言而不当纂礼，纂言者，前人解诂之同异、音训之同异、师承源委之实际，则详审择之而已矣。若近日之元和惠氏、婺源江氏以及戴君之辈，皆毕生殚力于名物象数之学，至勤且博，则实人所难能也。吾惟爱之重之，而不欲劝子弟朋友效之，必若钱君及蒋心畭斥考订之学之弊，则妒才忌能者之所为矣。故吾劝同志者深以考订为务，而考订必以义理为主。”[37]“不精研汉学，博稽训诂，考证实际，而往事株守程朱者，是欲尊程朱而未知其所以尊也。”[38] 所以说，“义理必资于考证也，考证必资于训诂也”。

当然，重视考订之功并不等于说它可以取代义理之学的主体地位，因为考订之功是为义理之学服务的，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凡考订之学，盖出于不得已。事有歧出，而后考订之；说有互难，而后考订之；义有隐僻，而后考订之；途有塞，而后通之；人有病，而后药之也。……若其立意以考订见长者，则先自设心以逆之，而可言考订乎？”[39]那么，考订之学为何要专系之经？原因就在于“考订者为义理也，其不涉义理者亦有时入考订，要之以义理为主也。学者束发受书，则由程朱以仰窥圣籍，及其后见闻稍广，而渐欲自外于程朱者，皆背本而骛末者也。是亦因宋后诸家专务析理，反置《说文》、《尔雅》诸书不省，有以激成之。吾今既知朴学之有益博综考订，勿蹈宋后诸家之弊，则得之矣，而岂敢转执考订以畔正路乎？”[40]他特别反对为考证而考证，曾说：“古文尚书诚不无可疑处，然义皆醇正，列于学宫久矣，即其中一二偶见于他书者，安得从而议之？”[41]并说，“古文诸篇，皆圣贤之言，有裨于人国家，有资于学者，且如《大戴记》之有汉昭冠辞，《小戴记》之言鲁未尝弑君，不闻有人焉私撰一书驳《戴记》之非经者。况如六府三事、九功九叙之政要，危微精一之心传，此而敢妄议之，即其人自外于生成也必矣，自列于小人之尤也审矣。[42]

汉学与宋学既然各有专长，本应相互兼采，而为什么会闹到水火不相容的地步呢？在翁方纲看来，原因就在于都走了极端，“其专言义理者，考证之不知，训诂之不详，教雠之不事，而空言义理，其庸陋者如冥行暗索，必无所得固然已。即其通敏者，自恃所今之明，转以扫弃一切为能事，则如有宋诸儒，义理既明，乃往往不留意考证，不详审训诂者，则于精求义理之方仍有所未尽也，于是考证、训诂之家起而厌薄之。”[43]“后来专守宋儒章句者，则往往以《说文》、《尔雅》为迂远不足稽也，而其专为《说文》、《尔雅》之学者，又转多喜创获，好为立异，如惠氏《易述》，毅然改经字以就其所据一家之说，以新奇为复古，此则欲穷经而反害于经，究其致此之由，亦未尝非专守宋儒者有以激成之”[44]。总之，学问之道，要义理、考订、词章三方面兼顾，“语其大者则衷之于义理，语其小者则衷之于文势，语其实际则衷之于所据之原处，三者备，而考订之法尽是矣。然而文势亦必根柢于道也，所据群籍亦必师诸近圣也，故曰考订之学以衷于义理为主。”[45]

研究经史的最终目的是什么？这涉及传统学术研究中对知行观的认识问题。实际上，明通经史并不等于在实践中就能按照圣人言行行事，所以研究经史的最终目的仍在于学以致用。翁方纲认为，知与行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是统一的整体，所以说，“天下之学，务实而已矣；古今之学，适用而已矣。”[46] 他曾说，“知与行一事也，必能知而后能行，必能行而后能知，无二理也。由斯义也，二者孰重？则行为要矣，行为要则知在所后乎？然则《大学》旧本置知本于诚意之前，朱子之审定其无庸乎？然则诸经传义其可无究心乎？然则考订辨析者其徒滋扰乎？”所以“人必明乎知与行为一事，则一身一家之日用伦理，无在非实学也；一日间起念诚伪邪正，一接物之公私当否，皆实学也。不此之亟讲，而徒殚心于诵说讨论，是与古人所谓学者正相违也。”[47]他同时指出，“圣人以躬行示人，即必以躬行为学也；以五伦为教，即必以五伦为学也。”[48]所以，“学者效其行事而已，不在记诵讲肄之末也。”[49]

翁方刚的学术成就很受后人推崇。《清史稿》在评价翁方纲时说：“方纲精研经术，尝谓考订之学，以衷于义理为主，《论语》曰‘多闻’、曰‘阙疑’、曰‘慎言’，三者备而考订之道尽”，“尤精金石之学，所著《两汉金石记》，剖析毫芒，参以《说文》、《正义》，考订至精。所为诗，自诸经注疏，以及史传之考订，金石文字之爬梳，皆贯彻洋溢其中。论者谓能以学为诗。”[50]徐世昌也说：“方纲精心绩学，喜言考订，以衷于义理为归，一字一句必求根据，不为汉宋门户之见。”[51]刘承幹称赞翁方纲“学术文章之大，尤贤于姚先生（姚鼐）之正者”，因为他“力崇程朱，于并世众君子专力注疏考订、集矢宋贤者，则以经为衡，箴其立说之矫诬，”“力持汉宋之平”[52]。近人许敬武更称赞他：“考据精密，近代实无其匹”[53]。正是因为翁方纲在经学研究方面，确实有一套行之有效、比较正确的思想主张，并能身体力行地将它贯穿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中，所以取得了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成就。实际上，翁方刚的经学主张，经过汉宋学术之争被学术界普遍接受了。

但有趣的是，翁方刚的学术成就在当时并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以致于刘承幹抱怨说：“唐氏（唐鉴）成《学案小识》，姚先生跻诸翼道之班，独慭遗先生，姚先生文人，人奉为科律，先生所为文正，亦有科律在言语文字之表，人遂莫有效法者，先生无好胜好名之见，斯亦何瞢也哉！桐城方植之，亲传姚先生学者，成《汉学商兑》一书，汉宋之争也。若故及定海黄儆居、番禺陈东塾、义乌朱容生三先生者递作汉家久分斯合始息其争，三先生功则宏矣，实亦竟先生未成之志，不啻阴接其传焉，然则先生文章犹可忽焉不究欤？”[54]这既有翁方刚不喜欢张扬、少弟子传承有关，更与翁方刚行为不检点有关，刘声木就曾嘲笑他说：“国朝诸儒，能言而不能行者，无如大兴翁苏斋学士方纲，侈言理学，研求宋五子书，乃至跪求差事，见于《啸亭杂录》，以妾为妻，并已死之妾亦扶正，见于《翁氏家事略纪》”[55]。 

（资料来源：《故宫博物院院刊》200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