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回顾过去对左宗棠的评价，我们却可以从中总结教训。奇怪的是收复新疆这样大的功劳，为什么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不被充分承认，甚至不予承认。所谓“一叶障目”，是什么东西遮挡了我们的眼睛，使我们视而不见的呢？

　　我想可能有三个因素：

　　第一是左宗棠这个人物很复杂，有功有过，功很大，过也不小。前几天我们在浙江金华开会，是批判左宗棠的，因为讨论浙江的太平军，左宗棠就是镇压浙江太平军的头子。金华有个侍王府，侍王李世贤是李秀成的弟弟，坚持战斗到最后，他就是被左宗棠打败的。今天我们在苏州讨论左宗棠的一生，就要全面地历史地来考察，不能只追究他打了李世贤，不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而要实事求是地衡量他的功过，不能强调过错而抹煞功绩。由于人物的复杂性使我们在评价时容易发生失误，片面强调了这一面而忽略了那一面。不象洪秀全、孙中山那样，他们虽然也有局限性，但作为正面人物的形象很鲜明。左宗棠本人身上却体现着正反两方面的性格，进行分析研究必须非常慎重。

　　第二是-气候的影响，左宗棠收复新疆，是反对沙俄和英国的。五十年代，我们跟苏联的关系很好，这一-因素影响到历史研究，不说和少说沙俄的对华侵略。甚至，有人就沙俄侵占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领土写了文章，这本来是历史事实，1957年反-斗争中却成了一条罪状。历史学是讲过去的事，却往往要受当前-气候的影响，五十年代不谈或少谈左宗棠的功绩，与此大概有关。

　　第三，过去存在“左”的思想，宁“左”毋右，这在历史学领域中也是有的。在评价历史人物方面，特别是对地主阶级中的人物，否定的多，肯定的少。“千古风流人物”，能够肯定的又有几个？昨天，参观贵校历史系的文物室，陈列的东西丰富多采，琳琅满目。墙上挂着十九个人的画像，画得神采奕奕，但看了一眼，很纳闷。19个人中有14人是历史上的科学家技术家，如张衡、祖冲之、僧一行、毕升、李时珍、徐霞客等等，还有五位是农民起义的领袖，陈胜、吴广、黄巢、方腊、李自成。为什么历史系的陈列室陈列的是大批科技人才加上几个农民领袖？这些人无疑也是杰出的人物，但显然并不能代表我国历史上丰富多采的各个方面的优秀人物，毛主席讲的-家、军事家、思想家、文学家都不见了。后来，我一问，就明白了，原来这是1978年以前历史系的一位学生画的，那还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还在思想路线全面拨乱反正以前，那时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优秀人物大多靠边站，不能够出头露面，汉武帝、唐太宗、忽必烈、康熙是地主阶级的总头子，杜甫、李白、苏轼是地主阶级的代表，孔子更不成了，是最大的反动派、罪大恶极。连农民起义领袖也没有倖免，毛主席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党》中提到十二位农民起义领袖，几乎打倒了一半，项羽、刘邦是蜕化变质的；李密的罪状最大，阶级异己分子、阴谋家、野心家、叛徒；王仙芝也是投降了的；宋江戴了修正主义的帽子；朱元璋也是当了皇帝的。最保险的似乎是科技人物，还可以亮亮相，所以当时的历史博物馆，所能陈列的人物大概是大批的科技人物和经过挑选的农民领袖，象左宗棠这样属于帝王将相的人根本没有资格进入博物馆的殿堂。我在这里不是指责贵校历史系的陈列室，而是回顾过在“左”的思想支配下，把许多杰出人物给否定了。这种阶级分析法值得怀疑，恐怕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当时，包括我自己在内思想上也是糊里糊涂、不很清醒的。在一片“左”的气氛中，左宗棠怎能得到公正的评价呢？

　　回顾过去历史研究的状况，总结一下教训，对我们是十分必要的，对历史科学今后的发展关系很大。归纳起来，对左宗棠长期未做出正确的评价，可以举出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左宗棠本人的复杂性；二是受当时-气候的影响；三是“左”的思想的支配。

　　评价历史人物必须实事求是。我想第一个教训是由于历史和历史人物的复杂性，我们必须进行细致的具体分析。切忌简单化、一刀切，要末肯定一切，要末否定一切；一个人好了，一切都好，一个人坏了，一切都坏，这种形而上学的方法往往把我们引入歧途。特别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人物很复杂，功与过交织在一起，功大过也大。如康有为梁启超前期领导变法维新，站在历史潮流的前头，后来却成了保皇党，反对辛亥革命。又如杨度，本来是个君主立宪派又拥护袁世凯称帝，组织筹委会，罪恶很大，可是晚年却脱胎换骨，大彻大悟，走上革命之路，参加-党，做出很多贡献。我们要实事求是地分清他们的功过，不夸大、不缩小、不掩盖。对左宗棠的评价也应如此，左宗棠是个地主阶级中的经世派、改革派，一方面他有爱国心、事业心，希望祖国强盛，他又有办事的魄力和才干；另一方面，他反对革命，维护清朝封建统治。在我们今天看来，两者似乎是矛盾的，不协调的，但在左宗棠身上却是可以统一的。因此，他打败了阿古柏，粉碎了俄英攫取新疆的阴谋，为祖国立了功勋，但也屠杀过许多农民起义军。功过并存，而功大于过。

　　第二个教训是：学术和-是互相联系的，历史和现实也是密切相关的。但是，学术毕竟不同于-，历史毕竟不同于现实，两者之间不能划等号。科学研究的任务是追求真理，阐明规律。真实性是历史科学的生命线，离开真实性，历史科学就会枯萎死亡，不能为着眼前的需要而牺牲真实性。中国的历史学有一个优秀的传统，即是“秉笔直书”，要提倡秉笔直书的史德，实事求是地撰写历史、评价历史人物。不能让历史科学屈从于眼前的需要，否则不但损害了科学性，而且对当前的-也不会有好处。这方面最大的教训是文化大革命中，儒法斗争、批孔子、批水浒，这哪里是历史研究，眼睛盯的是几个领导干部，要打倒几个领导干部，含沙射影，指桑骂槐，完全是反革命的-需要。历史学家要有清醒的头脑，应当有坚持真理的勇气，应当有无愧于历史学家称号的史德。

　　第三个教训是历史科学领域中还需要反对“左”的影响，肃清“左”的影响，这是历史科学能否健康发展的关键。所谓“左”就是主观脱离客观、超越客观，思想上的过激过火，不问历史条件而用过高的标准苛求古人，指责古人，有时又任意地美化、拔高古人。这种“左”的表现在过去历史学研究中是相当普遍的，我们见得太多了，太熟悉了。现在-领域、经济领域中要肃清“左”的影响，思想领域中也要肃清“左”的影响，历史学是思想领域的一个部分，自然也应当反“左”，过去否定了许多不该否定的历史人物，其中包括左宗棠在内，实在就是一种“左”的表现。

　　但是历史学领域中反对“左”的影响，不能再采取过去那种“左”的办法，不能戴帼子、打棍子、抓辫子，不能用文化大革命期间大批判的方式，因为那样是解决不了思想问题、学术问题的。必须真正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允许各种意见都摆出来，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进行心平气和的讨论，造成学术讨论的良好风气。我可以不同意某种学术意见，但要尊重对方，虚心倾听对方的意见，耐心的进行说理，也可以吸取对方合理的部分。总之，我们要正确地对待不同的意见，即使是错误的意见，也不可以粗暴地打击。我们过去习惯于一种观点，出来一点新的想法，就是离经叛道，视若洪水猛兽，所谓“舆论一律”，其实学术上要求一律，定于一尊，并没有什么好处，你也根本做不到学术上的“一律”。世界之大，各种思潮之多，不可能用行政命令禁止，也不可能用大批判来压服。不同意见的存在并没有什么可怕。马列主义不会因此垮台，我们相信马列主义是真理，真理是不会垮台的。马列主义在和各种意见的辩论中会更加丰富、更加充实。即使有些明显的错误意见，也要正确对待。邓小平同志提出“一国两制”，这是马列主义的创造，可以解决香港问题、台湾问题。一个国家内两种制度可以较长期的并存，也必定会有两种或更多种的思想较长期的并存，因为思想是制度的反映，是客观存在的反映。我们要学会适应新的形势，正确对待不同的学术意见。譬如以后和香港、台湾的学者讨论学术问题或者国际上进行学术交流，你就不能要求人家都是唯物史观，都接受马列主义，我们也可以求同存异。如果戴上“左”的有色眼镜，唯我正确，唯我是从，无限上纲，把学术问题和-问题混淆起来，动不动开展大批判。这种粗暴的态度就谈不到和港台以及国际上开展正常的学术交流。

　　我对左宗棠没有研究，但由左宗棠的评价联想到历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谈一些不成熟的看法。我衷心祝愿这次学术讨论会能够贯彻双百方针，在内容上丰富、充实，而且能树立良好的讨论风气。祝会议圆满成功。

　　（资料来源：《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版，198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