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我因搜集史料，从事写作，经常出入旧书店。……某次在旧书店购得一包抄录的文献资料，归后细审，其内容约分两类：一系抄录的私人日记，卷帙较繁，其余则系抄存的私人函扎记事。二者均属于记述清末当时重要人物彼此往还关系。……惟因全部均系草书，难于辩识；又因年久纸墨漫漶，且有残缺脱落。以其整理困难，置之箧底未暇取视。而人事推移，时光如驶，岁月不留，转瞬之间，竟数十载！我现在已年逾七旬，日趋衰颓，倘不及时清理，将见此重要史料，沦为废纸，未免可惜！因抽工夫加以整理点校，使其眉目清晰。”（《荣庆日记·序言》。）

这部日记始于光绪四年（1878），终于民国五年（1916），先后总共三十八年。这期间恰好是中国近代社会发生剧烈动荡的年代，各种-势力，先进的与保守的，革命的与反动的，彼此展开了你死我活、动人心魄的争斗。荣庆作为一个“位极人臣”的满蒙贵族，赶上了这个风云变幻的时代，参与了许多重要的-活动。正因为如此，《荣庆日记》中涉及到许多珍贵的秘闻，诸如有关清代朝廷之典章制度，-外交，官风民情。透过这些记载，均足窥见当时宦海背景，“政局里层，较之官书文牍的刻板文章，应酬词句，有所不同。”（《荣庆日记·序言》。）

然而，荣庆又是一个老于世故，小心谨慎的官僚。对於当时的-大事、上层内幕与自己真实的思想活动，讳莫如深，很少透露，因此在日记中只是罗列每天的行止，接待的人物，至于谈些什么，他自己的-态度如何，几乎尽付阙如。不管是对他拥护、拢络的权贵，还是对与他格格不入的政敌，他都不加臧否，不予评论。而且愈是到了历史发生重大转折的时刻，荣庆愈是能保持惊人的沉默。只有在个别情况下，才以寥寥数字，发泄一点感慨与军骚。

荣庆的这种拘谨的性格，严重影响了这部日记的史料价值，也为我们了解当时的史实与人物增添了许多困难，因此，要了解荣庆其人，除了参酌这部日记之外，还需要翻看与他同时代的函扎公牍，披阅清宫档册，才可能勾画出一个比较完整的轮廓。

荣庆与一般满蒙权贵不同，他不是靠门户荫典才取得高位，而是靠刻苦攻读，科举起家的。荣庆的祖父皂升官至四川提督，其父亦“负羽军中”，以其生于重庆，故以庆名。然而，在荣庆出生不久，皂升因“年老重听”，奉命致仕，于是举家由重庆迁到成都居住。在荣庆七岁那年，其生父奉命赴重庆采买硝磺，不料身染瘟疫，病死山城。第二年夏天，其祖父亦感染痢疾去世。短短数年间，荣庆家境急剧衰落，“陋巷逼处，非复阀阅矣。”（《荣庆日记附录·蜀游草》。）

也许正是这种家计窘迫的生活环境，迫使荣庆发愤读书，刻苦自励。在川期间，荣庆屡次应成都芙容书院、□溪书院课考，均能名列前茅。

光绪九年（1883）荣庆在北京会试中式，三年后又考中进士，这对于二十多岁的荣庆来说，真可谓平步青云，少年得志了。然而，此后荣庆的仕途却不平坦。他出身寒素，在朝臣中自无奥援，又拿不出钱来向显宦行贿，因此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一直在翰林院默默无闻地供职。据《清史稿》记载，荣庆中进士后，“以编修充镶兰旗管学官，累迁至侍读学士，蒙古学士，迁转迟滞。荣庆当引见，或讽以乞假。谢曰：‘穷达命也，欺君可乎。’”（《清史稿·荣庆传》。）其穷困潦倒之状，是不难想见的。

天无绝人之路。在荣庆中进士十三年之后，终于遇到了一个飞黄腾达的极好时机。是年春天，荣庆被简拔为山东学政。平心而论，象荣庆这样平平的才能，在集中了全国人才精华的翰林院里实在算不上是佼佼者。然而，仅六、七年间他却由一省的学政，扶摇直上，成了刑部、礼部尚书，还当上了军机大臣。其升擢之迅速，曾使许多官僚感到震惊。荣庆-上发迹的奥秘究竟何在？翻阅日记即可找到答案：原来是他在山东学政任内结识了袁世凯。

荣庆与袁世凯的亲密关系在《日记》中多所反映。当荣庆到济南任职半年之后，由于义和团运动的蓬勃发展，清廷派袁世凯接替毓贤为山东巡抚。荣氏于十一月初九日日记中写道：

 “阅电抄，袁侍郎署东抚。庙谟深远矣。”（《荣庆日记》，第34页。）

 “十一月二十三日，出西关，袁署抚前旌已至，即同毓中丞跪请圣安。袁抚小坐行。”（《荣庆日记》，第35页。）

 “十二月十八日，慰亭中丞到，谒慈（指荣庆嫡母）见子女。荐医李少庚，未服其药……。”（《荣庆日记》，第35页。）

袁世凯抵任之际，适逢荣氏之母患病，故有荐医之举，并馈赠“人参鲜花、儿女辈服物”。新任巡抚的上述举动都使荣庆受宠若惊。是年除夕，荣庆母死，“袁抚军送经并焰口。”当荣氏扶柩回京时，二月初十日到天津，“袁慰廷部下刘直牧永庆来吊，并代办火车一切”。（《荣庆日记》第36页。）

当后来袁世凯长子云台（克定）到京时，荣氏让“内子等见之。”（《荣庆日记》第59页。）这种不同寻常的举动，在荣氏整个日记中是绝无仅有的，它反映了荣、袁之间的密切的关系。

然而，仅仅依靠与袁世凯的私交，荣庆还不能骤登显秩，因为袁氏当时仅为一省巡抚，所起作用自然有限。荣庆当时很可能借助了慈禧的亲信荣禄的力量。荣禄，字仲华，瓜尔佳氏，满州正白旗人，时为大学士，军机首辅。戊戌政变后数年中，“身兼将相，权倾举朝。”（《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3册，第38页。）荣庆很可能由袁世凯的推荐而与荣禄攀上了关系。

荣庆的日记似乎可以证明这种推断。在赴山东学政之前，《荣庆日记》中几乎没有提到荣禄的名子，但从山东归来后，略相（荣禄字略园）则成了无话不谈的挚友。如在义和团时期，京城兵荒马乱，人心惶惶。围绕要不要依赖义和团向列强同时开仗，　在统治集团内部意见纷纭，争吵不休。荣庆在这场纷争中极力主张“请统兵亲王勿兼译署，遣散拳民，保护使馆。”（《荣庆日记》第37页。）他在日记中写道：

 “五月二十三日，仍预备未召见，闻郎岱（廓房）已开仗，陈仲相条陈以散拳民事，并以无与各国一齐开衅之理。仲相答以：‘子之言，我之心也。若再分辩，视为逆类矣。’洒泪而散。”（《荣庆日记》第37—38页。）虽是廖廖几语，便可窥二人之间在-上情投意合，推心置腹的关系。

正是由于荣禄的援引与推毂，荣庆在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得以“奉旨署理仓督。”他于奉命之日在日记中写下了“不次之擢，感悚实深”八个字，他倚仗荣禄的支持，颇思作一番整顿。在给荣禄的信中说：“庆二十载京曹，兼以历任仓师，半系知交，其中积弊，闻之颇稔。此时有难办之处，亦实有易办之机，固不敢出以操切，亦何敢再蹈因循。惟自来任大事，挽积习，初办之时，罔不议论纷腾，阻挠百出。陶文毅之整顿淮□，丁文诚之革除川弊，崇文勤之督沈，阎文介之抚东，卓卓诸贤，均不免此，其行之易而收效者，则以胡文忠之在湖北为最。盖地方新复，事同创始，今之时局，大略类此，仓务即其一端，惟庆一点血诚，不愿让前人独步，而识力魄力，究不知撑到几分。”（《荣庆日记》第44—45页。）

荣庆的这封信正好是表白他对荣禄感恩效力的心声，他干得颇为出色：“以剥船盗来，改由火车迳运，□仓□，增经费，杜领米弊端，裁稽查仓务御史，”（《清史稿·荣庆传》。）清廷皆如所请行。他由一个被人们看不起的翰林院管学官数年间竟成了-舞台上的一颗新星。仓场总督只干了一年多，就被破格拨擢为刑部尚书，接着又调礼部尚书，复调户部，拜军机大臣，政务大臣，光绪三十一年晋协办大学士。这时的荣庆才刚刚四十出头，年富力强，踌躇满志。一般官僚需要走数十年的漫长宦途而不可获的显秩高官，荣庆才用了五、六年的时间就得到了。

二 

荣庆在庚子之变后官运亨通，迭交好运，除了他与袁世凯、荣禄之间这种迥非寻常的关系外，还有一个重要条件即他是由科举正途出身。在一群浑浑噩噩的满蒙贵族中间，能够象荣庆那样饱读诗书、擅长诗斌的官僚简直成了凤毛麟角了。然而，正是因为他的这种出身与阶级地位，使他对清末统治阶级推行的新政产生了极为厌恶的感情。　　　　　　　　

在义和团风暴平息之后，清廷迫于时局的压力，不得不以推行新政相标榜，于是，“废科举”，“兴学堂”成了清末新政的重要内容。当时，慈禧与光绪还躲在西安“行在”，热心教育的张百熙受命兴学，以振兴京师大学堂为己任。他“奏加冀州知州吴汝伦五品卿衔，总教大学”，凡大学教职员皆自聘，锐意提倡革新教学内容与考试方法，这些做法都引起守旧势力的不满与攻击。因此，慈禧等人在回銮之后，决心要挑选一个最能代表他们意志的官员掺到京师大学堂中去，稍分张百熙手中的权力，被选中的人就是荣庆。《清史稿·张百熙传》谓：大字既负时谤，言官奏称：本朝定制，部官大率满汉相维，请更设满大臣主教事，乃增命荣庆为管学大臣，旋别设学务处，以张嘉亨为大学总监督，百熙权益分。”说的正是以荣庆牵掣张百熙这桩事。

张百熙在刚接到清廷委任他管理京师大学堂的命令时，雄心勃勃，颇多宏伟设想。但是，为时未久，攻击新学的流言蜚语就遍传都下，荣庆等人则更是处心积虑地与新学作对，有这些都使张百熙这位以开通风气，沟通中西为己任的教育改革先驱者感到心灰意冷，无如何。他在给自己的挚友、同乡翟鸿□的密扎中写到：

 “所难者，则学堂也。从前京师议论，皆以学堂为无父无君之地，今犹是见解，犹是议也。昨与燮臣相国言及，同为太息久之。容诣略相及公处详言之。……若因其为难而不为，既无以对朝廷，亦无以对我公与略相也。勉竭小才，至开办后再行陈说，彼时必望公体谅此心耳。”（徐一士《一士类稿·一士谈荟》）

荣庆充当了管学大臣之后，办事皆以遵奉慈禧的懿旨为准绳，坚持“以中国政教之固有，而亟发明以拒异说。”《荣庆日记》中有许多慈禧向荣庆询问有关大学堂事宜的记载。然而，关于荣庆与张百熙为难情况，在荣氏日记中几乎找不到任何痕迹。乍看起来，仿佛荣、张二人相处十分融洽。在张百熙光绪三十三年去世时，　荣庆还于日记中写道：

 “二月十七日，未正入署，酉归，治秋（即张百熙）故报到，挽以联云，‘负韩欧伟望，输文富大年，天不□遗斯世痛；钟湘岳灵奇，抱兰荃忠爱，魂兮归去楚江春。’”（《荣庆日记》光绪三十三年二月十七日。）

其实，荣庆的挽联是言不由衷的。关于荣、张不和一事，时人多有记载。

《清史稿·荣庆传》谓：“大学堂之创立也，命荣庆副张百熙为管学大臣。百熙一意更新，荣庆时以旧学调济之。”此处所谓“调济”二字，实际上是“掣肘”、“牵制”的同意语。

《清史稿·张百熙传》则云：

百熙“始议分建七科大学，又选派诸生游学东西洋，荣庆意不谓可，而百熙坚持之，亲至站送诸生登车。各省之派官费生自此始。……百熙拟建分科大学，以绌于资而止，惟创医学及译学馆、实业馆，遽谢学务。”

这里已将荣庆与张百熙之对立写得比较清楚了。惟“遽谢学务”四字过于简单。其实，此事与荣、张矛盾亦不无关涉。

张百熙谢学务事发于光绪三十二年清廷官制改革之后。时军机大臣瞿鸿机劝百熙就任即将设立的学部尚书，而百熙则因为与荣庆不和，久已存引退之心，其致翟鸿机密扎云：

 “学部非设不可，而兹事体大，下走实不敢承。公之意固公而非私，然自揣无此学识，以公一人之意争之，不得固失言，得而不能胜任，使我公有举不得人之悔，而议之者并公而咎之，何如慎之于始也？公谓如何？……非公爱我，谁可与言及此者？幸乘其自任而赞成之，俾□得以引身而退，公之赐也！……。”

 “二三年来，颇有退志，所以迟迟者，始则以东朝万寿，不能不一随班。嗣以学务羁身，难于摆脱，后复以东方事变，万无可言归之理。今东事粗定，但能开去学务，无论身居何部，冀可渐得自由。……忧来无端，聊为知己发之，知公亦不能为□计矣。”（徐一士《一士类稿·一士谈荟》）

观张百熙此函，即可了解其为人扼抑，而不得伸其志的痛苦心境。据徐一士先生考订，信中“幸乘其自任而赞成之”似应指荣庆。清朝末年，随着革命风潮的日益高涨，广大知识分子和留日学生对统治阶级的倒行逆施愈来愈不满，不少人反戈一击，将矛头指向朝廷。这种局面迫使清廷不能不加强对学生的约束，于是学部就成了新、旧势力争夺的重要地盘。因此，清廷藉光绪三十二年的官制改革将张百熙调离学部，由荣庆“专办部务，”慈禧特别询问荣庆“日本留学生及学堂章程，并学堂管理”。

慈禧将张百熙调离学部一事，在当时曾引起强烈反响，许多热心新学的人，都为此鸣不平。瞿鸿机在给张氏信中即谓：

 “公于学务有益，学务于公亦相宜。吾两人苦心热血，一旦皆付之东流，夫复何说！……连日胸中恶劣，了无佳况，奈何奈何！”瞿氏此处所发泄的自然是对荣庆的怨愤。（徐一士《一士类稿·一士谈荟》）

荣庆对新学不满，在清朝垮台后的日记中偶而亦有所流露。如民国四年十一月初二日的日记有云：

 “阅近人大学堂始末，本甚怼我，然挽回风气，爱惜国帑之苦心，不觉为我传出，其中误处不少，亦不置辩也。”（《荣庆日记》　民国四年十一月初二日。）

不言而喻，“挽回风气”与“爱惜国帑”是荣庆阻挠新学发展的重要理由。在他看来这自然不是坏事，而且是引以自豪的。

三 

由于得到了慈禧太后的垂青，荣庆得以进入枢垣、充政务大臣，参预了清王朝的最高决策机构。随着职务的更迭，荣氏亦日趋骄科，目空一切，引起了朝臣，特别是汉族官僚的侧目。早在荣庆刚入军机处学习行走时，陕西道监察御史王乃□即上书弹劾，王氏谓：

 “如荣庆者，外貌轩昂，极似有才，胸中实毫无经纬。……本年充会试总裁，臣亦蒙恩派充同考官，偕赴汴梁。其衡文一切，本无学识。而自满自足，凌厉同官，互相嘲诟，无复大臣体统。又八月下旬，在刑部尚书任内，以无礼之语，当堂斥辱司员，致秋审十数员同日告假辞差，经侍郎沈家本遍诣代为谢过，其事乃解，旋即转升礼部，众谓其自求迁避耳。乃未久忽拜枢臣之命。臣窃以荣庆庸妄骄矜在所不免，但年富力强，如令潜心部务，释躁平矜，练习应事接物，容为卿尹有用之才。今兹危机存亡之秋，畀以翊赞纶扉之任，臣愚不知其所以胜任也。”（中国第一历史档案德藏：王乃徵《弹劾庆亲王等片》。）

言官的弹章虽然不留任何情面，而慈禧却不会因此稍稍动摇对荣庆的信任。相反，随着时局的日趋严重，慈禧对荣庆宠信和依赖更超过以往。即以预备立宪而论，这本来是清朝统治者最为棘手的难题，慈禧亦将此难题交给傩荣庆等人处理。

先是，慈禧等“既内恐舆情之反侧，又外惧强邻之责言”，万般无奈，派出了载泽、端方、戴鸿慈、李盛铎、尚其亨五大臣“分赴东西洋考求一切-，以期择善而从。”不料五大臣归国后异口同声地请求立宪，要求以“五年为期改行立宪政体，”并认为只有如此，方可以“安宇内，御外侮，固邦基，保人民。”这些出洋考察-的大臣，还具体提出了“万不可缓，宜先行者三事，”这三件事是：

一、请朝廷宣布立宪宗旨，仿照日本明治维新，祭天誓浩，明定国是。

二、实行地方自治，地方官一律由选举产生，仿照外国，由“庶官任其责，议会董其成。”

三、保障集会、言论、出版自由，并着手制定宪法，五年内改行立宪政体。

不用说，所有这些-改革都是慈禧等极力反对的。但是，由于局势愈来愈变得不利于清朝的专制政体，与其把政权让给革命党人，毋宁在立宪问题上稍作让步，于是，慈禧下令让亲贵对王大臣的请求进行讨论，并指定荣庆草拟懿旨。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初八、初九日王公大臣们集会商议立宪问题，《荣庆日记》逐日均有记载。

 “七月初八日，入值，袁督（世凯）请安。……　未正至外部公所，醇邸、孙、世、那三相、治秋尚书、慰亭直督同本处公阅出洋大臣折件。申后归，慰廷来访，夜有所拟。”

 “七月初十日，入值，邸已到。醇邸以次诸大臣有起。已归，饭后眠起，所拟脱稿”。

 “七月十一日，未初至外部公所，同阅拟谕，庆邸决定。”

 “七月十二日，卯初见，与庆邸再谈……饭后与宝臣访慰亭夜话。”

 “七月十三日，卯入值，已到。辰正后见邸，再见，宣预备立宪懿旨，晓示天下，督勉臣民……。”

荣庆穷数日之力，绞尽脑汁，苦思冥想，又同庆亲王奕□、直隶总督袁世凯及铁良、端方等友好反复措商辨难，才算拟就了这道在晚清历史上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懿旨。这道懿旨宣称：

时处今日，惟有及时详晰甄核，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但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若操切从事，徒饰空文，何以对国民而昭大信，故廓清积弊，明定责成，必从官制入手，亟应先将官制分别议定，次第更张。并将各项法律，详审厘定，而又广兴教育，清理财政，整顿武备，普设巡警，使绅民明悉国政，以预备立宪基础。着内外臣工，切实振兴，力求成效，俟数年后规模初具，查看情形，参用各国成法。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视进步之迟速，定期限之远近。”（《光绪朝东华录》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

在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前，清廷不得不宣布预备立宪，企图以此抵制和消解革命。这道懿目字斟句酌，端出了慈禧太后痛苦而狡诈的决策，而其执笔者正是她的心腹大臣荣庆。

当时满族亲贵对立宪的态度也存在着意见分歧、作为预备立宪谕旨的起草人荣庆的真实态度究竟如何？荣氏在重大-问题上，往往在日记中不吐真言。据当时人记载，荣庆在大臣讨论立宪时，与铁良一起，站在宪政的对立面，他明确表示：“吾非不得知立宪政体之美，顾以吾国政体宽大，渐流驰紊，今方宜整饰纪纲，综核各实，立居中驭外之规，定上下相维之制，行之数年，使官吏尽知奉法，然后徐议立宪可也。若不察中外国势之异，而徒徇立宪之美名，势必至执政者无权，而神奸巨蠹，得以□息其间，日引月长，为祸非小。”（《东方杂志》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增刊）可见，荣庆是害怕“执政者无权而反对立宪。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实行立宪的谕旨，偏偏出自一个与宪政严重抵触的保守官僚之手，清廷实行宪政之初衷亦于此可见。

　　（資料來源：《清史研究通讯》198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