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1年8月，咸丰皇帝在热河行宫病死，遗诏以年方6岁的儿子载淳继位。载淳的母亲叶赫那拉氏与皇后钮祜禄氏并尊为皇太后，又加徽号为慈禧太后、慈安太后，俗称东太后、西太后。慈禧太后由此登上清代的-舞台。

按咸丰帝遗命，由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尚书肃顺等八大臣赞襄政务。凡发布谕旨，先由赞襄政务王大臣草拟呈递，请皇太后、皇上钤用图章。清廷一时呈现出太后垂帘、大臣辅政的-格局。

实际上，两宫太后拥有对一切军国大事的否决权，只要她们不盖图章，一切诏谕概不能生效。但慈禧太后对于这种联合执政的-格局并不满足，她随即联合恭亲王奕訢等贵族官僚在北京发动辛酉政变，将载垣、端华、肃顺处死，其他五人革职或遣戍，改元同治，实行两太后“垂帘听政”，由于慈安太后性格懦弱，实权掌握在慈禧太后手中。

辛酉政变后，慈禧太后的地位尚未稳定，她需要奕訢的继续支持。为拉拢奕訢，她任奕訢为议政王、军机大臣，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赏他在紫禁城内乘四人轿，晋封他的女儿为固伦公主。随着地位的日益稳固，慈禧太后就处心积虑地要削弱奕訢的权力，1865年，她借口奕訢“自议政以来，妄自尊大”为由，寻机取消了奕訢“议政王”的称号，削弱了奕訢的权力。

1873年2月，同治帝亲政，两宫太后撤帘归政。一年后，同治帝病死，慈禧太后立年仅4岁的载湉为帝，改元光绪。两宫太后再次垂帘听政。慈禧所以选载湉为帝，别有用意。由于同治帝无子，按清制，其继位者应从同治帝的侄儿辈中挑选，如果这样，同治帝的皇后巴鲁特氏就成为皇太后，慈禧则成为太皇太后，自然失去了垂帘听政的资格。载湉的父亲是淳亲王奕譞，母亲是慈禧太后的妹妹，从辈份看，载湉是同治帝载醇的表、堂兄弟。让载湉继承皇位，皇后巴鲁特氏就成为皇嫂，失去了垂帘听政的资格。巴鲁特氏以寡嫂身份居于宫中，无异于被打入冷宫，生不如死，遂绝食弃药而死。

1881年3月，45岁的慈安太后突然“无疾暴崩”，死时“十指俱紫黑”。关于其死因，人们多怀疑为慈禧太后所毒害。自此以后，慈禧太后集两宫之权力于一身。

1884年，因清军在中法战争中接连失利，慈禧太后借口奕訢“因循委靡，绝难振作”为由，革去他的一切职务，令其家居养疾。慈禧太后从此得以独揽朝政。

慈禧太后为了加强个人专权，可谓诡计多端，冷酷无情。但在面对外国列强的侵略时，“但知权利，绝无政见”[1]的她却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只知一味妥协退让，是清政府不抵抗派的代表人物。仅在1875至1885年间，在她主持下的清政府，就先后和外国侵略者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中俄伊犁条约》、《中法新约》等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二、中日甲午战争与六十庆典

一味妥协并不能换来长久苟安，只能更强地激起列强侵略中国的野心。

1894年5月，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在朝鲜国王的请求下，清政府出兵朝鲜。日本随即以护送公使与保护侨民为由出兵朝鲜，并逐渐包围驻守牙山的清军，寻机挑衅。7月25日，日军不宣而战，清军在朝鲜战场接连失利。9月17日，北洋海军在黄海之战中受到重挫。11月22日，日军占领旅顺。日军在旅顺连续四天大屠杀，近2万百姓被杀害。1895年2月17日，刘公岛陷落，北洋海军全军覆灭。3月23日，李鸿章与日本代表签订《马关条约》。

甲午中日之战中，清朝为何会败给“蕞尔岛夷”的小国日本？经营了近20年的北洋舰队为何会一败涂地，全军覆灭？只要稍稍回顾一下历史，就会发现战争的胜负早在战前就已经基本决定了。

日本侵略中国，蓄意已久。1885年，对中国垂涎已久的日本政府就提出了一个以侵略中国为目标、为期十年的扩军计划。为发动对华战争，日本集中财力重点发展近代海军，甚至从文武百官的薪金中抽出10％以补充造船费用。至甲午战争前夕，日本海军已拥有新式舰艇２１艘，在总吨位上已经超过北洋海军，其中９艘是英、德制造的当时最新型的快速巡洋舰，“吉野”号则是当时世界最快的巡洋舰，为了购买“吉野”号，明治皇妃将首饰都捐了出来。

与日本帝国主义疯狂扩军备战成鲜明对比的是，作为清朝实际统治者的慈禧太后却热衷于追逐权力与享受，对迫在眉睫的战争威胁熟视无睹。

首先，慈禧太后为了满足个人私欲，置海防安全于不顾，挪用海军军费，大修颐和园。慈禧太后“归政”以后住进了颐和园。颐和园是海军衙门秉承慈禧太后的旨意，打着办海军的名义，在清漪园的基础上建成的，花掉了大量海军军费。在日本大力扩充海军实力的时刻，慈禧太后却挪用海军军费为自己建起一个叠山重水的乐园，可谓是自毁长城！由于军费被移拨挪用，北洋海军自1888年后就没有新增一艘舰艇。到中日甲午战争前夕，北洋海军不仅在总吨位上落在日本舰队之后，而且舰龄老化，行动迟缓，火力也弱，缺少快舰与速射炮，在总体实力上已远逊于日本。当然，海军实力的对比，并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清廷的腐败无能与力保和局、苟安目前的错误指导思想的才是清朝在甲午战争中败北的根本原因。

其次，面对战争的威胁，慈禧太后不是以国家利益为重，加强战备，而是忙于个人权力的角逐。1889年，光绪帝完婚，慈禧太后撤帘归政。她虽然退居颐和园，但仍然牢牢地掌握着内政外交的大权。她把朝内与地方上的实权人物都集结在自己的周围，形成了以她为核心的“后党”集团。光绪帝在“亲政”以后，为了改变受制于人的处境，依靠自己的师傅翁同龢，集结部分官僚与慈禧太后争衡，被称之为“帝党”。帝党力倡改革内政与整军备战以增强国力，阻止日本的侵华野心。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为把持朝廷大权，对内压制帝党，对外偷安妥协，不思备战，与蓄意发动侵华战争的日本政府形成了强烈对比。

也许是对慈禧太后的嘲弄，甲午战争爆发的1894年，正值她60岁生辰。但战争的爆发并没有打消她在颐和园大肆举行万寿庆典的计划，当光绪帝提出“停颐和园工程以充军费”时，慈禧太后大为恼火，竟扬言：“今日令吾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身不欢。”直到战事日益吃紧时，她才被迫宣布：“所有庆辰典礼，著在宫中举行，其颐和园受贺事宜，即行停办。”在大连、旅顺危急的情况下，慈禧太后在寿宁宫度过了她的60岁生日。

《马关条约》签订后，有谣谚讽刺云：“万寿无疆，普天同庆；三军败绩，割地求和”。“台湾省已归日本，颐和园又搭天棚。” 10年后，章太炎在慈禧太后70万寿前夕做了一幅对联：“今日到南苑，明日到北海，何日再到古长安？叹黎民膏血全枯，只为一人歌庆有；五十割琉球，六十割台湾，而今又割东三省，痛赤县邦圻益蹙，每逢万寿祝疆无。”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创痛深巨。《马关条约》规定的二万万两巨额赔款，加上赎辽费3000万两，是当时我国年财政总收入的三倍之多，远远超过清政府的赔偿能力，使清政府在经济上进一步受制于列强；割让台湾与澎湖列岛，更是刺激了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战后，列强在中国掀起了以掠夺矿产、铁路权为中心的划分“势力范围”的瓜分狂潮。空前的民族危机促使仁人志士力图在制度层面上为中国寻求变革图强的道路，变法维新运动以不可遏制之势发展起来。

三、镇压戊戌变法与义和团运动

光绪皇帝在甲午战败后，“愤外难日迫， 国势阽危，锐欲革新庶政致富强。”[2]维新派“变法图强”的主张，深得光绪皇帝的赏识。在维新派的影响下，光绪帝“奋起提倡维新之事业”。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事”诏书，宣布变法，推行新政。

新政既然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自然遭到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派的激烈反对，同时，慈禧太后也绝不能容忍光绪帝借新政推行之机以丰满羽翼。从新政一开始，她就加紧布置，准备反扑。6月15日，“明定国事”的诏书颁布才四天，她就迫使光绪皇帝下诏，将支持变法的帝党首领翁同龢开缺回籍。罢黜翁氏，无疑是对光绪皇帝与变法的沉重打击。随即，慈禧太后又迫使光绪皇帝接连下诏，将人事、财政、军事大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为扑灭新政，发动政变做好了准备。

由于清朝的中央与地方政府几乎为后党官僚所把持，所以光绪帝频频颁布的一道道变法诏令几乎等于一纸空文。为了与慈禧太后对抗，推行变法上谕，光绪帝下令撤了反对变法的怀塔布、许应马癸等后党官僚的官职，同时提拔谭嗣同等维新派人士。面对光绪皇帝的对抗，慈禧太后调动军队，加快了策划政变的步伐。9月21日，慈禧太后出其不意地由颐和园赶回紫禁城，直入光绪帝寝宫，抄走一切文件，幽禁光绪帝于中南海瀛台，并假光绪帝名义，发布吁请太后训政的上谕。随即捕杀谭嗣同、林旭、杨锐、杨深秀、刘光帝、康广仁等六人，通缉康有为、梁启超，罢免维新派官员陈宝箴、黄遵宪等数十人，除保留京师大学堂外，废除全部新政。

重新临朝“训政”的慈禧太后虽然在权力的角逐中又一次取得胜利，却扼杀以救亡图存为目标的维新运动。慈禧太后为一己之利扼杀维新运动，与历史的发展趋势倒行逆施。等待她的不是歌舞升平，而是势如燎原的义和团运动与八国联军的炮火。

戊戌变法失败不久，声势浩大的义和团就开始席卷山东、华北、东北等广大地区。义和团运动，涉及内政外交等诸多敏感问题，慈禧太后在这一运动中的拙劣表演，充分体现出她不谙世情，盲目自大，出尔反尔，卖国求荣的一面。正是她的昏庸无能，使中国在遭受甲午战争惨败后，又将经历八国联军的洗劫。

义和团运动是一场以农民为主体的反帝爱国运动。这场运动最初兴起于山东，很快波及直隶地区。在英、法等国驻华公使的威压下，慈禧太后最初一意主剿，并于1899年12月6日将剿灭不力的山东巡抚毓贤撤职，任命袁世凯为山东巡抚，镇压义和团。但义和团在直隶迅速发展，声势浩大，清廷无力镇压，“剿之太蹙，则祸起肘腋”，于是慈禧太后决定利用义和团。慈禧太后策略上的转变，使地方官员相继停止针对义和团的军事行动，聚集京郊的义和团趁势进入北京。随着义和团运动的迅猛发展，西方列强一面威迫清政府予以镇压，一面策划直接出兵干涉。6月10日，八国联军由天津出发，进犯北京，6月17日，由于接到列强勒令她归政的慌报，视权如命的慈禧太后恼羞成怒，决定向列强宣战。21日，清廷下诏“向各国宣战”，以当时清朝的实力，向西方列强“各国”同时宣战，无异于以卵击石，自取其辱。可笑的是，清廷的这份宣战书既未说明向何国宣战，也未递交任何国家。可见慈禧太后在“宣战”的同时已为日后出卖义和团，向列强求和留下了后路。

 “与其苟且图存，殆羞万古，孰若大张达伐，一决雄雌。” 慈禧太后在宣战诏书中的豪言壮语并不能阻挡侵略者进攻的步伐。装备的落后与指挥的无能，使清军在八国联军的枪炮前望风披靡。7月14日，天津城破，8月14日，北京失陷，慈禧太后携带光绪帝和一些王公大臣仓皇离京，逃往至西安。逃亡前，心狠手辣的慈禧太后还不忘记命令太监将光绪皇帝喜爱的珍妃抛进寿宁宫外的井中害死。

慈禧太后在逃亡途中发布上谕，命令清军对义和团“严行查办，务尽根除”，同时任命庆亲王奕劻与李鸿章为议和大臣，与列强和谈。从此，清政府与列强公开合流，共同镇压义和团，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下失败了。

1900年12月24日，俄、美等11国公使提出议和大纲，慈禧太后见条款上没有将她作为祸首加以惩办，如释重负，感激涕零，立即表示接受，并称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其为保住自己的统治地位不惜媚外卖国的脸嘴暴露无遗。1901年，清政府与列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辛丑条约》的签订，使清政府完全成为“洋人的朝廷”。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在义和团运动前后的种种行径，使中国人民看清了清政府的真面目。要拯救中华民族，必须推翻清政府，成为时代的共识，清政府已经坐在了革命的火山口上。

四、“新政”与“预备立宪”的骗局

为了继续取得西方列强的扶植，缓和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欺骗人民，抵制革命，慈禧太后在逃亡途中，便发布“罪己诏”和“改革”谕旨，随即成立督办政务处，作为筹办“新政”的机关。此后，清政府逐步推行了一些“新政”，诸如废科举、兴学校、鼓励农工商业、官制改革等。但当时的中国需要的是-制度的变革，需要的是彻底变革封建专制，而不是这种不痛不痒的点滴改良。虽然“新政”在某些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大多数流于一纸空文，正如陈天华所说：“稍稍行了些皮毛新政，其实何曾行过，不过借此掩饰国民的耳目，讨讨洋人的喜欢罢了，那黑暗反倒加了几倍。”1905年10月，慈禧太后选派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分赴东西洋各国考察-。次年8月，五大臣回国，密陈立宪可使“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奏请立宪，五大臣的上奏正中慈禧太后下怀。9月1日，清政府正式宣布“预备仿行宪政”，但是，立宪的原则是“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可见，所谓“预备仿行宪政”不过是慈禧太后玩弄的一个-骗局。1908年8月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规定：“君主神圣不可侵犯”；“凡法律虽经议院议决，而未奉诣批准颁布者，不能见诸实行”；用人、军事、外交等大事，议院都不得干预。这是用法律的形式加强了君主专制。

1908年11月15日，74岁的慈禧太后终于走到了她人生的最后的终点，她对清朝长达47年的统治也走到了尽头。也许是巧合，也许是一场罪恶的阴谋，光绪皇帝在1908年11月14日，即早于慈禧太后一天在瀛台含恨死去，慈禧太后在维新变法前后对光绪帝的种种无情手段，使人们不得不将光绪皇帝的死因与她联系起来。光绪帝死后，慈禧太后立年仅3岁的溥仪为皇位继承人，年号宣统，命溥仪的父亲载沛为摄政王。溥仪是慈禧妹夫醇亲王奕譞的孙子，把一个千疮百孔的国家托付给自己年幼无知的外甥，可见慈禧太后在行将咽气之际还试图紧紧抓住清朝朝廷的权柄，这是慈禧太后一生中导演的最后一场-丑剧。   

慈禧太后死后，其丧礼按照清朝列代皇帝的规格举行，葬于定东陵，谥号孝钦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配天兴盛显皇后。隆重的丧礼、显贵的谥号都无法掩盖她一生专权卖国的丑史。综观其一生，她对近代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起了严重的阻碍作用。她的种种倒行逆施拖迟了苟延残喘的清帝国的崩溃，阻滞了中国的社会变革和共和制度的诞生。 

（资料来源：中华文史网编辑部。）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