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东北是个特殊的行政区。它与内地设十八行省不同的是设将军管辖。而首任吉林将军是巴海（1659-1683年在任），首任黑龙江将军是萨布素（1683-1701年在任）。

巴海、萨布素是在面临复杂情况，经受严峻考验而肩负起重要使命的。

清初的东北地区，由于清兵连同其家口、奴仆几乎全部入关，而呈现一片空旷荒凉的景象。虽然，顺治中期清政府曾颁布诏谕，招民垦殖，陆续移进一部分人，但为时不久，人数不多。康熙七年又撤消了招垦令。东北地区的发展又几乎停顿下来。而另一方面，清政府却不断地将犯人遣发而来，这里又成了发遣罪犯即流人的集中流放之地。

清王朝为维护其统治，曾将那些所谓免死减等的“命盗重犯”实行流放，被流放的罪犯通称流人。流人的成份比较复杂。其中虽然不乏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清政府把这些人流放边远地区，也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必要措施，本无可非议。但是大量的却是罚不当罪的无辜人们，他们多是清初民族高压政策的受害者。而在流人中，所谓“民之秀”的官僚绅士、文人学者也为数不少。当时流传的“南国佳人多塞北，中原名士半辽阳”[1]的诗句，就是这种情况的真实而又形象的写照。一般说，这些流人，特别是有功名的文化人，他们中或是进行反清活动的失败者，或是对抗清廷的-、同清朝采取不合作态度者，或是对清朝统治流露出冤言而有抵触情绪者，或是犯法干纪、任职失误者，更有莫名其妙地而被罗织罪名惨遭迫害者，种种情况不一而足。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均投身“极边苦寒之地”[2]。其-上遭到沉重打击，生活处境恶劣、困窘。因之，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家国之恨悒郁不抒，对抗情绪相当浓烈。这些人如果散居各地，分受管制，则问题不大。但“逢人惟戍客”[3]，“笑语乡音杂”[4]，一齐涌来东北，特别是群聚于宁古塔、黑龙江这样的边疆地区，不能不说是一种潜在的不安定因素。这对守土者，即宁古塔将军巴海、黑龙江将军萨布素来说，无疑是沉重的负担。

而且，就在清兵入关前后，沙俄匪徒的侵略魔爪已经伸到我国黑龙江流域，掳掠烧杀，严重威胁着国家的领土完整和各族人民的生命安全。在沙俄侵略活动变本加厉，边警不断的时期，如何对待、处理流人，尤其是甚有影响的文士等流人上层人物，愈加显得它的重要性。这是摆在巴海、萨布素面前的一个十分棘手而又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

巴海、萨布素如何对待流人文士？清代官书及有关他们的传记中没有专载。我们只能从清人笔记和有关著述中，钩稽出大致的轮廓。

首先，是宽的方针。清政府实行流放政策后，对流人限定戍所，规定甚严。但宁古塔、黑龙江地区却是另一番情景，即对流人的“防范向不甚严。给假入关者固多，忽然宵遁者亦不乏。本地既不稽查，关隘出入亦无须关票”[5]。因此，人们并不互相戒备，彼此监督，且多有照应。“流人间有逃归者，人遇之亦不告，有追及者讳云。自返，亦不之罪。”[6]流人文士的行动也相当自由。他们之间可以书信往还，千里不隔，甚至大发牢骚，而不受检查。吴兆骞在戍所为写诗序的孙赤崖（孙旸），乃是远在千里之外的奉天流人[7]。而且，流人还可以离开戍所出外贸易，有的甚至出国到朝鲜的会宁互市。姚琢之即在会宁集市上“以《明季遗文》易牛一头”[8]。

本来，清廷为了箝制思想，曾颁布谕令，内外大小官员“不许投拜门生”[9]，严禁士子“结社订盟”[10]，违犯者将严惩不贷。当时许多人即因此罹祸。顺治十四年（1657年）的丁酉科场案，以考试作弊等罪名，吴兆骞、方章钺等被流放宁古塔。十七年（1660年），工部侍郎张缙彦（坦公）以“包藏祸心，交结当类”，“刻有《无声戏二集》一书，诡称‘不死英雄’以煽惑人心”之罪，被革职，籍没家产，“流徙宁古塔”[11]。按常理说朝旨在前，流放地的当局对这些有“前科”之流放犯，定会严加管制，而已成惊弓之鸟的获罪流人，也本该收敛谨慎，以求保身了。其实不然，流人类似聚众结社之事更甚于往昔。康熙四年（1665年）夏，张缙彦招集吴兆骞、姚琢之等七个流人，搞个“七子之会”（或称“七谪之会”），“分题角韵，月凡三集”，而“饶有佳况”[12]。同时，“张坦公有歌姬十人，李兼汝、祁奕喜教优儿（小演员）十六人”[13]，还大有闲情逸致。值得注意的是，流人文士的这些活动，并未受到宁古塔将军衙门的干涉和-。

对流人的这种松弛状态，一直延续到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从这年起城中“设堆子巡夜”，交通要道设“卡路”（即卡伦）[14]。三十年（1691年）设关防笔帖式。从此“无官票者始不得出境。同时清政府还授权三将军对流人可以先斩后奏[15]，制度始严。当然这是对一般流人而言，但执行起来仍有出入。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康熙帝在谕令刑部时就指出，“黑龙江、宁古塔等处发遣人犯，逃者甚众。皆由该管之人不能查察。”[16]这其中虽然存在着疏忽的问题，但也确实反映了这里对流人的控制，实际上仍然不甚严格的状况。

其次是对流人文士的关照与重视。在宁古塔地区，“乡绅举人俱照中国（按指内地）一样优免，与尚阳堡流徙者不同”[17]。他们生活困窘时有的还能得到官粮种子。方拱乾对此即深有感触：“不到千山十死地，谁知一勺九重恩”！“自分生馀虎豹吻，官家犹似护残魂”[18]。将军们对这些流放到“十死地”的“残魂”即文士们，确实起到了一定程度的维护作用。吴兆骞因近视，军府“特免田租”[19]，康熙七年（1668年）又“特许优复”，“得为塞外散人”。九年（1670年）早霜，“米石十斤”，“雅重文士”的宁古塔副帅安珠瑚，怜吴兆骞之贫，乃“以米相饷”[20]。

在这里“汉人之以罪至者虽与汉军不同，然每与汉军为伍，在满洲与异齐满洲（即新满洲）则总呼为汉人。汉军亦不以此自别，盖与京师汉军有截然不同者矣。”[21]汉军即八旗汉军，虽由汉人所组成，但其身份地位已与汉人截然不同，它是清朝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清统治者和满族人士看来是“自己人”。而流人在宁古塔、黑龙江地区受到与汉军相同的待遇，足见其所处的地位。而且“宁古塔满洲呼有爵而流者曰哈番。哈番者，汉言官也。而遇监生、生员亦以哈番呼之。盖俗原以文人为贵。”[22]八旗满洲人士“率不轻与汉人交，见士大夫出，骑必下，行必让道。老不荷戈者，则拜而伏，过始起。”[23]这种普遍的敬礼文士，简直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之所以如此，与这里军事长官的率先垂范不无关系。早在顺康之际，“当事则厚待士大夫，请旨居士大夫于栅内”[24]。当时宁古塔栅内本八旗所居。而不只如此，因“通海案”被流放的杨安城（杨越）乃多才多艺无所不通者，更“为守将所尊礼”[25]，“守疆将军尊之为上客”[26]。因忤吴三桂而被清廷流放到宁古塔的叶之馨，“为镇府推重”[27]。这里所谓“当事”者、“守将”、“守疆将军”、“镇府”均指巴海将军。巴海对流人上层的人物的这种敬重态度，不仅当时就传为佳话，更在社会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宁古塔“荷戈二十三年”的吴兆骞，由于被巴海优礼，因而“所遇将军、固山，无不怜才，待以殊礼”[28]。

第三，信任与使用。康熙四年（1665年），沙俄匪徒再一次侵入黑龙江地区抢掠貂皮，边警告急。部文下达：凡流人一概充役，实际是赴前线充苦役。令到之日，巴海特地招吴兆骞等几位文士至家中面议。最后共同商定以“认工”[29]得免。在当时的具体环境下，巴海对这件事情的处理，既不违背朝廷旨意，又充分表现了对流人文士的关照与信任。这种信任更体现在对流人文士的使用上。当年吴兆骞刚一到达流所，“戍主”即将军巴海，便“以礼见待，授一椽于红旗中”。十二年（1773年），又被巴海聘为家庭教师，“大帅之子相从授经，馆餐丰渥”[30]。“其二子待师之礼甚隆”[31]。杨安城亦被巴海“延教其子。将军之子拜床下，诸少年无不拜者”[32]。而康熙二十年（1681年），巴海将军更决定聘请吴兆骞，“将以为书记，兼管笔帖式及驿站事务。订于九月中合家迁乌喇（今吉林市）”，兆骞“颇以为喜”。旋因“还乡诏下，乃不果”[33]。杨安城在将军们的眼中更是智谋之士，不仅“尊之为上客”，而“军中之事亦尝咨之”。爱屋及乌，安城季子“有俊才，将军召入幕府，凡章奏文书，皆其手泽”[34]。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原云贵总督蔡毓荣因罪流放黑龙江，萨布素对其甚为信任，为其奏请“经理十二堡”，主管黑龙江地区的屯田事务，而“著有成效”[35]。将军们对吴兆骞等文士的建议也多有采纳。如吴兆骞曾向巴海推荐陈昭令，“称其通满汉文理，将军即用为拨什库”[36]。杨安城向宁古塔梅勒章京建议让天然和尚即削发为僧的“李姓河南诸生”守庙，而获准[37]。

从上所述可以看出，巴海、萨布素等人是把流人文士当成有用之才加以使用的。这是一般情况下人们不仅难以做到更是难以理解的。甚至康熙帝对此也不解其意，他在批评萨布素“借端延滞”进兵的上谕中说：“此皆谪遣黑龙江狂悖之人，从中沮议，不欲成事。萨布素出身微贱，高视若辈，毋敢有违”[38]。且不论这一指责是否属实与恰当，但所谓“高视若辈，毋敢有违”却道出了萨布素等将领们尊重、信赖流人的真情。

三

历史是最公正的评判者。巴海、萨布素等对流人特别是流人文士所采取的措施，并未造成不可收拾的恶果，恰好相反，它产生了积极的效果而意义深远。

流人向积极的方面转化。人们看到发来东北边疆的流人，这本来是“死与山魈野鬼同澌灭”[39]的罪废之人，却终于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在保卫、开发与建设祖国东北边疆中做出了宝贵而巨大的贡献。其中流人文士的贡献最为突出，有关这方面的详情中外学者多有论述[40]，兹不复赘。但问题是把本来不安定的因素化为积极有用的力量，这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这个成就的取得原因很多，而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不能不说是由于将军们政策的正确。

流人文士在戍所最大的变化莫过于思想感情的变化。当年作为流放之地的宁古塔、黑龙江地区，是所谓“边地崎岖惟积雪，荒城古障尽寒烟”[41]的“绝塞”，被视为“畏途”。凡听说流放人们无不谈虎色变，“黯然销魂”[42]。流人启程时更是无不怀着“自分无生理”的“十死”之心。他们来到戍所后的心情极为惨痛：“长歌哀午夜，远谪痛丁年”[43]，“客泪沾笳吹，万里梦吴台”[44]。感伤思乡以愁泪度日是具有普遍性的。但曾几何时，当他们在痛苦之中得到某种关照之后，感情便发生了变化。“莫言万里无人境，兀兀三年认作家”[45]。到戍所仅三年的方拱乾，已对边疆产生了一定的感情。老死戍所的杨安城虽然不免产生“感慨当年万事违，白头异域料难归”，及“梦见关山觉后悲”的凄凉之情，但他还有“天南地北总为家”[46]的一面。而实际上他终于“居宁古塔数十年，安其俗”[47]，且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吴兆骞的变化最有代表性。他在东北的二十余年间，由初来时的感叹个人不幸遭遇逐渐到关心国家大事。“自是嫖姚雄塞外，空惭孙楚在军中。十年书剑长征惯，怅望深宵更倚弓！”[48]这真是十年磨砺，书生亦雄：艰难困苦的环境反倒造就了他。“可怜豪气在，长啸学从军”[49]。他以饱满豪迈的-热情投入到对他说来曾是十分陌生的军旅生活，思想感情亦随之发生深刻变化。“龙庭亦是豪游地，海月边霜未觉愁”[50]；“羁戍自关军国计，敢将筋力怨长征”[51]！严峻的保卫祖国的战斗洗礼终于使他跳出了个人生活小天地，把自己的命运同保卫祖国边疆的伟大斗争联在一起，决心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谁道飘零非壮士，姓名久已属轻车”[52]。“朔漠自来征战地，欲将书剑一论功”[53]！他的思想升华了。他的变化不只表现在抒发个人的豪情壮志，更表现在热烈歌颂镇守边疆的名将、威武的军队和英雄的人民上。像《奉送巴大将军东征逻察》、《送阿左领奉使黑斤》、《送人从军》、《送人之羌突里街》、《奉送大将军按部海东》等许多诗篇所洋溢的爱国-感人至深。“苍茫大碛旌旗行，属国浆壶夹马迎”[54]，“破羌流尽征人血，好进温貂报国恩”[55]！正是边疆各族人民的同仇敌忾、对祖国无限深挚的爱感染着诗人，激励着诗人。他以浓重的笔触描写八旗的军容军威是“月高亭障千峰出，雪照旌旗万马鸣”[56]。“断流明发诸军渡，龙水滔滔看洗兵”[57]！他歌颂八旗将领是“俊迈”的“汉臣才”，足比“博望侯”。他热烈赞美“少年独得嫖姚顾，笑傍兰鞍共射雕”[58]的边疆少数民族青年的英俊战士。他深情勉励“十年流戍今白头，犹着征衣更出边”的流人要“一朝隶戎行，万里轻沙碛”[59]，积极报国。赤子对祖国只有赤心。吴兆骞这种感情与初来戍所时相比，几乎判若两人。

在巴海、萨布素等将领的关心与重视下，当时许多流人文士的思想感情同吴兆骞、杨安城一样，都不同程度地发生了变化，并愿意接近他们而为之效力。吴兆骞诗中有云“漫道射雕多健卒，只今文士习弓刀”[60]，形象地写出了许多流人文士投身抗敌事业的情景。而到戍所探亲的宾咏道：“年少新丰客，翩翩亦自豪。围棋群-墅，叶子日分曹。果下高丽马，腰间大食刀。可怜编卒伍，万里驾风涛。”[61]多少流人文士及其子弟在保卫祖国边疆的抗敌事业中，充分发挥了特长，做出了贡献。

加深了满汉之间的感情，促进了民族团结。

宁古塔、黑龙江地区原有的居民绝少，除了驻防八旗及被编入八旗的新满洲之外，就是以罪发遣而来的大批流人。一方是统治民族，一方是获罪流徒，彼此身份截然不同。但是由于巴海、萨布素等军事长官实行长期不变的宽大政策，满汉民族之间不仅相安无事，而且关系日臻密切，感情融洽。吴兆骞、杨安城等流人文士在受到尊重的条件下，热心普及知识传播文化。而善于吸取先进文化的满族民众积极向汉族学习，一时学习空气很浓。不少满族人士特别是上层人物，不仅重视文化，尊重爱护流人文士，也热衷于文化事业。促成了满族汉化步伐的加快。人们知道巴海将军曾聘杨安城、吴兆骞为家庭教师，教其二子。而巴公子不负父命，谨遵师教，“雅工汉语群推妙”[62]，很有作为。当时宁古塔在屈指可数的拥有书籍的人士当中就有满人。杨宾在列举当地拥有书籍的四个人中，除两名流人（杨安城、周长卿）外，另二人是牙思哈阿妈和车尔汉阿妈[63]。宁古塔七庙之一的西庙中有一高八、九寸的铜观音，是“蓝旗章京某所舍”，“识者皆指为宋物”[64]。宁古塔地区的沙阑城内存有石观音古迹，康熙初，因“观音首脱，鼻端微损”，流人张缙彥加以修复，“琢而小之”。二十余年后，即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六月，宁古塔蓝旗固山大巴黑塔阿妈病危临终之前，特“遗命长子吴达哈为屋以盖之。吴达哈出金五十，属西关吉林下观音庙僧净金董其事”[65]。这又是满汉共同保护文物的例证。由于文化知识的提高，当时出土文物亦得到重视。康熙丙寅（十五年，1686年）在离宁古塔四十里的沙儿虎旧城掘出一个“大苦州印”的辽代铜印，即“传送礼部”[66]。由于满汉共同重视文化，彼此之间的共同语言也就多了。如宁古塔的七个寺庙，“春夏间满汉男女载酒征歌无虚日，文人多赋诗以纪其盛”[67]。这种共同的文化的追求与表现，增进了彼此间的了解和友谊，促进了边疆的发展，无怪乎来至内地的杨宾写诗咏道：“如今风俗变，一一比皇畿”[68]。

满汉间的友好情谊进一步加深。方拱乾对宁古塔地区满人的印象是“多良而淳”[69]。而吴兆骞与宁古塔八旗上层人物简直到了亲密无间的程度。他对许多重要将领都有好感。在他的《秋笳集》中歌颂八旗将领的诗篇就有三十余首。在《送巴参领》一诗中云“上将铭功处，残碑待尔题”[70]，表现了对八旗将领为国建功所寄予的殷切期望。他称颂东征逻察（即入侵的沙俄匪徒）的巴海，为“安东都护按剑怒，麾兵直度龙庭前”[71]，巴海统率的军队是“落日千骑大野平，回涛百丈棹歌轻”[72]，威武雄壮，气势磅礴。他对当时尚未晋升将军的参领萨布素尤为钦佩，在送其进京朝见的诗中咏道，“如君俊迈谁许伦，入奏应知宠命新”[73]！预见其定将高就。当萨布素奉命专镇宁古塔时，他称颂为“千里雄藩独建牙”[74]，推许备至。他对萨布素友情之深达到知己的程度，他写诗一方面赞美其军容 “风旗收万马，雪帐散千灯”的威武雄壮，一方面又语重心长地指出：“莫言狐兔尽，侧目有苍鹰”[75]。谆谆告诫其要时刻不忘边警，不可麻痹轻敌。这种推心置腹的话语中，不仅见其对朋友的深情厚谊，更表现了他深谋远虑和爱国赤诚。

满人对流人文士的情谊也同样诚挚。如对边疆开发建设贡献甚大的杨安城死后，当其子杨宾扶柩离开宁古塔时，竟“土汉送者哭声填路”[76]。而吴兆骞奉诏还京时的情景尤为动人。康熙二十年（1681年）九月二十日吴兆骞离宁古塔起行，“将军（即萨布素）遣拨什库一人，兵八十护送。又发堪合，拨驿车二辆、驿马二匹及饮食等项”。到乌喇后，巴海“留数日，更换堪合，如前护送”。抵奉天界，奉天将军即前宁古塔副都统安珠瑚，特“遣人至柳条边迎候。至奉天遂留半月余，亦更换堪合，照前护送”[77]。可谓优礼有加。就是这位当年在宁古塔地区同吴兆骞结下深厚友谊的奉天将军，当吴兆骞离奉返京前，还特意将他当年随军攻下南明弘光政权的扬州时，所见史可法凛然就义的真实情景——这一绝密的第一手材料，如实相告，请其归京后“语史馆诸君”。并说：“此吾所目击者，史书不可屈却此人云”[78]。对吴十分信任。

四

自巴海将军率先同流人文士交朋友，萨布素、安珠瑚等镇守东北地区的将领争先效尤，这并不是孤立的行动，而是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一是当时满汉的交往正处在一种复杂的不平衡的状态中。一方面，作为统治民族的满族，-上占有优势，而作为罪犯的流人-上的权力已被剥夺。另一方面，从关内发遣来的流人具有较先进的生产水平和文化知识，而生活在边远地区的满族，经济、文化等方面相对处于落后状态。当清朝夺取了全国统治权进行和平建国时期，这后一种矛盾就显得十分突出。相形之下，满族跟不上“形势”，“贵汉贱满”[79]，已成一种时代潮流，这就迫使满族向汉族学习。二是地处边疆的满汉民族，都面临着沙俄匪帮的侵略威胁，面临着开发建设与保卫边疆的任务。严峻的现实是，只有满汉进一步团结和合作才能完成共同的使命。而对守土者来说，所面临着的既有抗御外敌又有安顿内部的双重任务。大敌当前，安顿好内部就显得突出重要。巴海、萨布素所思如何，人们不得而知，但他们对流人奉行了长期一贯的安辑、宽容的方针是完全符合时代和人民的要求，顺应了历史的趋势，更产生了积极的效果。

虽然，由由于-原因惨遭迫害的流人文士，背着罪犯恶名流放到东北，可他们在戍所却得到了意想不到的礼遇，被当成有用之人予以保护、信任，这就不能不使他们逐渐改变原有的抵触情绪，以致抛开个人恩怨，而对八旗将士、边疆人民产生好感，唤起他们千百年来世代相传的对祖国深挚的热爱之情，从而较好地发挥出他们应有的作用，直至现身边疆抗敌事业。化消极为积极，化对抗为助力，巴海、萨布素对流人特别是流人文士的方针政策，成功地促进了这一转化的实现。

事实证明巴海、萨布素等不负任使，他们坐镇边疆有创见、有作为。尽管他们对待流人的一些作法曾引起康熙帝的怀疑和不满，但巴海、萨布素总体表现康熙还是心中有数。康熙十年（1671年），康熙帝玄烨东巡至盛京，召见巴海将军，当听完汇报后，便赞扬说：“朕向闻尔贤能，今侍朕左右，朕益知尔矣！”随即指示其对沙俄要“加意防御。训练士马，整备器械，毋堕狡计。至于地方应行大事，即行陈奏，毋得疑畏”。最后勉励道：“尔膺边方重任，尚其黾勉，以报朕知遇之恩。”[80]可见对巴海的工作是很放心的。萨布素也正是在康熙帝知其“可大任”的情况下，被“擢授镇守黑龙江等处将军”[81]。人们看到就在康熙帝批评萨布素“高视”流人的同时，还是让其照旧供职。而十二年后，即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康熙帝在一次上谕中说，将从宽免死者发往黑龙江，“朕曾问及将军萨布素，此等罪犯聚集或致生事。据奏‘新满洲兵众多，将凶徒分给为奴，势孤力散，恶不能逞’。由是观之，不但全活甚众，且新满洲资益良多矣。”[82]这不仅反映了萨布素妥善安置流人使其发挥积极作用的高超能力，更反映出康熙帝已对萨布素的对流人的出色工作，十分理解和充分肯定。同年，康熙帝以萨布素“累战功多，诏褒美，目为将军第一”[83]。

巴海、萨布素的工作大有功于国家。他们对待流人所采取的方针是面对复杂形势而极力安顿内部，以求形成一股坚不可摧的抗御外敌的力量的一种极有成效的努力，这充分显示出他们的卓识与远见。可以说，清初的东北大地不仅是流人为祖国做贡献的场所，也是巴海、萨布素等杰出的爱国将领发挥聪明才智、大展鸿遒的天地。

当然，受到巴海、萨布素所精心关照的仅是流人中的一小部分即流人文士，而且，不可否认，流人文士同广大流人一样，毕竟是触犯清廷刑律的罪犯，从总体上说他们的遭遇是悲惨的。他们尽管在戍所受到了某种宽容和礼遇，但在根本上却改变不了他们“罪犯”的地位和处境。巴海、萨布素对流人的方针的出发点，当然是为了维护清朝的统治，是为了加强而不是削弱清朝的国家机器，这更无须待言。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能采取上述措施，实属难能可贵，他们的思想境界高人一筹！

后人不会忘记清代流人对开发、保卫祖国东北边疆的伟大贡献，也同样不会忘记巴海、萨布素的杰出功绩。历史证明，他们不仅是抗敌御侮的名将，也是治国安邦的名臣。他们的光辉业绩和崇高思想是中华民族的优秀遗产，将永远彪炳史册，不断给后代以启迪和教益，是值得人们珍视的。

（资料来源：原载《黑河学刊》198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