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们的社会意识，是由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的。邹容的革命思想，首先是时代的产物。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资本帝国主义通过战争，对中国展开疯狂的侵略和掠夺，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空前的灾难。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中国人民，对列强的侵略进行了顽强的反抗，粉碎了帝国主义妄图将中国变为其殖民地的阴谋计划；但是，由于腐朽的清王朝对外采取妥协投降的方针，中国在对外战争中惨遭失败，中华民族的危机日益严重。这一切，就在先进的中国人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邹容正是在祖国处于极度危机的时代刺激下，逐渐觉醒起来的一代年轻知识分子的突出代表。邹容出生那年，即1885年，法国侵略越南和中国的中法战争结束，清政府和法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10年后，日本侵略朝鲜和中国的甲午战争爆发，中国又丧权失地，遭到更惨重的失败。接着，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争相进行资本输出、强占租借地和划分势力范围，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这时，邹容的故乡，远在内的地“天府之国”四川，也成了帝国主义垂涎、掠夺的重要对象，他们对四川的商品倾销原、原料掠夺胃口日益增加，并且展开了掠夺采矿权和筑路权的争夺战。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深入，封建剥削也不断加重。甲午战后，仅四川一省每年摊付的赔款银即达60余万两。“内患外侮，两相刺激”[2]，促使年轻的邹容不能不思考：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怎样才难使“多难”[3]的祖国摆脱屈辱的地位，走向独立富强的道路？

正当邹容为国事苦闷、探索出路的时候，资产阶级的变法维新运动逐渐走向高潮。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和改良派主办的《时务报》等新学书刊，比较广泛地介绍了资产阶级所需要的自然科学和社会-学说，邹容第一次接触到“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进化论思想和西方资产阶级的民权学说，受到极大启发。在维新思想的指引下，他勇敢地向旧学发起了挑战。他对一心要他走中举扬名道路的父亲说：“臭八股儿不愿学，满场（指清朝考场）儿不愿入，衰世科名，得之又有何用？”[4]他在重庆经学书院学习，“与人言，指天画地，非尧舜，薄周孔，无所避”，[5]“攻击程朱及清儒学说，尤体无完肤”[6]。就在这时，邹容开始同在重庆的日本人学习日语和英语，并如饥似渴地阅读介绍西学的书报，由此扩大了对世界的了解，增加西学的知识。戊戌变法的失败和谭嗣同的牺牲，给予他极大的激励。邹容以崇敬的心情将谭嗣同的遗像悬挂在座旁，且赋诗悼念：“赫赫谭君故，湖湘士气衰。惟冀后来者，继起志勿灰。”[7]表达了自己要继承先贤遗志，负起挽救祖国危亡重任的决心。

基于高度的爱国思想，邹容开始探索挽救祖国于危亡的新出路。他在给其长兄的信中明确指出：“近国家多难，而必欲糜费千百万之国帑，以于百千万帖括、卷摺、考据、词章之辈中，而拣其一、二优者，于天下国家何所裨益？”并诚恳地劝告其兄决不要再这条老路，而应“从画于崇实致用之学”[8]，以有利于国家。为求得这种于国有益的真正学问，找到救国的道路，邹容经多次努力争取，克服重重阻力，终于实现了费留学日本的愿望。1901年10月，他告别故乡，抵达上海，入广方言馆学习外语，为出国作准备。在这里，他目睹帝国主义的种种罪行，中国人民的悲惨处境，进一步激发了他对内外反动势力的仇恨。在无比愤慨的情绪下，他奋笔写出了蒋观云发表在《清议报》上的一首《有感》诗：“落落何人报天仇，沉沉往事泪长流。”[9]借以抒发为国人报大仇的决心。他就是抱着这种强烈的救国愿望，于1902年春抵达日本东京的。

此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界，革命派的势力正在冲破保皇派的影响，勃然兴起。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帝国主义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国的-、经济、文化的侵路，清王朝已完全成了帝国主义侵华的工具，中国已处于“谓之亡不可，谓之不亡亦不可”[10]的严重危机中。在爱国救亡思潮的推动下，孙中山倡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得到越来越多的“有志之士”[11]的同情和支持。此种变化，极富强-敏感的梁启超迅即觉察出来，他于1902年在《释革》一文中指出：“中国数年以前，仁人志士之所奔走呼号，则曰改革而已。比年外患日益剧，内腐日益甚，民智程度亦渐增进，浸润于达哲之理想，逼迫于世界之大势，于是感知非变革不足以救世主中国。”因此，“革命”之名词遂“深入人人之脑中而不可拨。”[12]邹容到东京后，受到这股革命潮流的影响，很快投入到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行列。革命派的集会，他几乎每会必到，到必慷慨陈词。1903年元旦，留日中国学生举行团拜会，驻日公使蔡钧、留学生监督汪大燮均出席，在孙中山的指示下，邹容、马君武、刘成禺等相继登台演说，公然历述清朝统治的罪恶历史，明确提出“非非除满族专制，恢复汉人主权，不足以救中国。”[13]他们那种措词尖锐的演说，极大地鼓舞了人们的斗志，扩大了革命派的影响。同时，他又深入了阅读了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等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著作，学习了美国独立和法国革命的历史，由此进一步汲取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以及民主共和等资产阶级思想，迅速提高民主主义觉悟。他把卢梭等人的学说，视为“起死回生，返魄还魂之宝方”。[14]。他“自比法国卢梭”，[15]表示要成“为法国大英雄卢梭第二人，”[16]将“执卢梭诸大哲之宝幡，以招展我神州士”[17]从而使中国走向独立富强的道路。在此期间，他还广泛猎了改良派、革命派以及留日学生所主办的众多刊物，为其革命思想体系的形成，积累了丰富的资料。

为进一步唤起国人的觉悟，促进革命运动的发展，邹容决心写一本通俗的小册子，深入浅出地阐明革命的道理。而正当在埋头者述之际，因参加剪掉清留日陆军学生监督姚文甫发辫一事，被迫于1903年4月中旬回到上海。在这里，他又立即投入蔡元培、章太炎等组织的中国教育会与爱国学社的革命活动，积极参加了“拒俄运动”，并且亲自发起创立中国学生同盟会，希望“于学界成一绝大合法团体，以鏖战于中国前途竞争逼拶之中”。[18]就在这时，他将草似于日本的《革命军》书稿加以增润后出版，正式“宣布革命旨于天下”。[19]

二

在“革命军”一书中，邹容着先阐述了革命是社会前进动的思想，论证了革命的必要性和正义性。1902年，康有为为阻止革命的发展发表了《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列举种种事实，证明“革命非一国之吉祥善事也”[20]，力劝人们“不可行革命、不可谈革命、不可思革命，只可死心踏地以图保皇立宪。”[21]针对这咱谬论，邹容明确指出：革命是“天演之公例”，“世界之公理”，“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他认为，根据进化论的观点，通过变革，事物发生质的变化，实际就是革命，从 这个意义上说，只有经过革命，事物才能有进化；世界一切事物无不处于革命过程中。譬如，人们的衣、食、住以及所使用的种器具，都具有善与不善、美与不美的区别，“善而存之，不善而去之；美而存之，不美而不存之”，这一存一去，就是革命。“上下古今，守教、道德、-、学术，一视一谛之微物”，都是经过不断地革命，才得有今天这样的进步的。不仅如此，革命又是极其神圣的、正义的事业。他通过对美国、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历史的研究，认为革命是“去腐败而存良善”，“由野蛮而进文明”，“平等自由之幸福”的崇高事业。美、法之能成为强大的国家，完全得益于革命。由此，他大声疾呼：“我中国今日不可不革命；我中国今日欲脱满洲人之羁缚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为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长存于二十世纪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为地球上名国、地球上主人翁，不可不革命。”“革命，得之则生，不得则死”，只有效法美国和法国，实行革命，中国才能成为独立富强的国家。他以“天下事，不兴则亡，不进则退，不自立则杀，徘徊中立，万无能存在于世界之理”这一客观法则为依据，号召全国人民，无论男女老幼，都必须投自于革命。

在《革命军》一书中，邹容进一步全面论证了革命派的“革命排满”思想。他认为，“我同胞处今之世，立今之日，内受满洲之压制，外受列国之驱迫，内患外侮，两相刺激，十年灭国，百年灭种”，已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这样严重的局势，完全是腐朽卖国的清政府造成的。

第一，以满洲贵族为主体的清政府是各族人民的牢狱。邹容指出，在清政府的统治下，少数满洲贵族把持军、政大权。他们“无论出身如何，均能兼资文武，位兼将相”，“所谓八旗子弟、红带子、黄带子、贝子、贝勒”，“甫经-，即有自然之俸禄，不必别营生计，以瞻其身家，不必读书向道，以充其识力，由少爷而老爷，而大人，而中堂，红顶花翎，贯摇头上，尚书侍郎，殆若天职。”而汉人则“必由翰林出身，始堪大拜”，却又“补缺难于登天，开场类乎超海”。这些把持军政大权的满洲贵族，对全国各族人民实行残暴的统治。读书人，为八股、科举、利禄所笼络，为文字狱所威吓，“皓首穷经”，成为“六经之奴婢”，既不懂经世致用之学，又失去任何反抗精神，只有做清统治者渔肉人民的工具。农民，“黧期面目，泥其手足，荷锄陇畔，终日劳劳而无时或息”，既“受田主土豪之虐待”，又受清政府的残酷榨取，“一两之税，非五六两不能完，务使其鬻妻典子而后已。”商贾在外国，可以参加政权，而在中国，“则贬之曰末务，卑之曰市井，贱之曰市侩，不得与士大夫伍”，可是偿兵费、赔教案、供养官府，则又“莫不取之于商人”。自处海外的华工，受到帝国主义者的百般排挤和虐待，“饥寒交逼，葬身无地”，而清政府却听之任之。清政府的这种压迫和掠夺，正是中国贫困落后的根源。

第二，以满洲贵族为主体的清政府是一个专制的政府。邹容指出，中国“自秦始皇统一宇宙，悍然尊大，鞭笞宇内，么其国，奴其民，为专制政府体，多援符瑞不经之说，愚弄黔首，矫诬天命，挽国人所有而独有之，以保其子孙帝王万世之业”。而满洲政府则将专制制度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清王朝的专制统治下，人民完全处于无权的境地，甚至丧失了做人的资格。“一国之人”毫无民主可言，既“不能司-机关，参预政权”，又无“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出版自由”，结果人人都成了专制统治者的奴隶。因此，全国人民必须万众一心，“拔去奴隶之根性”，争得做国民的资格，否则，“天演如是，物竟如是，有国民之国，群起染指我中土，我同胞将由今日奴隶，以进出口数重奴隶；由数重奴隶，而猿猴，而野豕，而蚌介，百荒大陆绝无人烟之沙漠也。”实际是说，在激烈竞争世界上，如不结束清朝专制统治，恢复天赋之人权，中国必然要亡国灭种。

第三，以满洲贵族为主体的清政府还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卖国政府。清朝统治者依据“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和“宁赠友帮，勿与家奴”的卖国方针，大肆出卖国家的领土主权以填充帝国主义无底欲壑，“若台湾，若香港，若大连湾，若旅顺”等等，都拱手献于外人，甚至连他们的发祥之地东北三省也甘愿“顿首再拜奉献于俄罗斯”。尢为不能容忍的，在中国竟然出现了“杀一教士而割地赔款，羁一外人而劳上谕动问”的极端屈辱、荒唐的现象。清政府之所以“割我同胞之地，抢我同胞之财产”，其目的的完全在于“买其一家一姓五百万家奴一日安逸”，即维持其腐朽的统治。

“欲御外侮，先清内患”。以满族贵族为主体的清王朝，对内实行残酷的民族压迫和专制压迫，造成了中国严重的民族危机；对外它又成了帝国主义侵华的工具，指望它来保卫中国的领土和主权，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中国人民早已沦为清政府的“奴隶”，而清政府又已成为帝国主义的奴隶，因此，中国人民要摆脱“数重奴隶”的地位，就必须“先推倒满洲人所立北京政府”；即只有推翻清朝的统治，才能拯救中国。可见，邹容的“革命排满”思想，实际是以反对封建专制和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民主为其内容的，是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制造舆论的。

邹容革命思想中最具时代特色的内容，是他在揭露清政府腐朽卖国、宣传反清革命的同时，又有力地批判了封建的君主专制制度和专制主义思想，明确提出了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主张。

邹容继承我国古代进步思想家的民主思想，依据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卢梭等人所倡导的“天赋人权”学说，批判了“君权神授”的理论。他说：“有生之初，无人不自由，即无人不平等，初无所谓君也，无所谓臣也”。后世之人不懂得这个道理，结果让“民贼、独夫、大寇、巨盗”把大家天赋的权力夺了去，为他一人所独有；他自尊为君，自称皇帝，把国家变成了一家一姓的私产，把人民看成是他一家一姓的奴隶。这些自称皇帝的人，为了“保其子孙帝王万世之业”，又假借“天命”，“愚弄黔首”，把他们夺来的权力说成是“天授”。“数千年来，名公巨卿，老师大儒”，更以“忠于君”垂教万世，使作们“既无自治能力，亦无独立之心”，不敢思考，不敢行动，更不敢反抗，只能逆来顺受，永远做封建主义的奴隶；在帝国主义侵入以后，又必然做帝国主义的奴隶。

邹容认为，要恢复“天赋之人权”，“必先去奴隶之根性”，提高做国民的觉悟。他指出，奴隶与国民是有着本质不同的。凡奴隶，其一切“莫不待命于主人，而天赋之人权，应享之幸福，亦莫不奉之主人之手：衣主人之衣，食主人之食，言主人之言，事主人之事，依赖之外无思想，服从之外无性格，诌媚之外无笑语，奔走之外无事业，伺候之外无精神。”国民则“有自治之能力，有独立之性质，有参政之公权，有自由之幸福，无论所执何业，而皆得为完全无缺之人”。“国民强，奴隶亡”。西方国之所以日益富强，就是因为在这些国家里，人人懂得平等自由的大义，人人有参与-的权利。中国及一些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之所以受到列强欺凌，就是人民缺乏国民的觉悟，未能铲除奴隶之根性。既然封建专制制度及封建意识形态是反动统治者制造奴隶，维持其统治的根本保障，因此，邹容提出，人们要拔去奴隶之根性，成为真正的国民，使中国走向独立富强的道路，在推翻清政府之后，还必须“杀尽专制我之君主”，“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以复我天赋之人权”，建立独立、民主、自由的民主共和国。

在中国，最早明确提出建立共和国主张的，是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他在1849年即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纲领。但由于他始终忙于武装起义的准备，对纲领的内容尚未进行具体的说明。可以说，邹容在《革命军》一书中，对建立共和国的纲领，第一次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并具体规划了未来民主共和国家的蓝图。他以美国的民主制度为依据，明确规定：在推翻清政府之后，即同时推翻帝制，建立独立的民主政权，这个政权的名称为“中华共和国”。在这个共和国中，凡为国民，男女一律平等，没有上下贵贱之分，人人均享有生命、言论、思想、出版的自由，并均需承担服兵役、纳国税和建设新国家的义务；实行议会制度，各府、州、县举议员若干，于各省中公举一总议员，由各省总议员公举暂行大总统和副总统；悉照美国宪法和法律，参照中国实际，制定新国家的宪法和法律；无论何时，政府所为，有干犯人民权利之事，人民即可革命，推倒旧日之政府，而求遂其安全康乐之心。应该说，邹容在这里提出的民主共和国方案，充分体现了民主主义精神，反映了资产阶级要求取得政权的强烈愿望，也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要求民主权利的迫切心理。

邹容对祖国的前途充满信心，他信为：中国有广大的土地，丰富的资源，四万万“具有完全不缺的革命独立资格”的人民，只要大家具有“赴汤蹈火，乐死不避”的气温概，“各出其九死一生之魄力”以“法人三次，美洲七年”的革命精神为榜样，“作十年血战之期”，与清朝专制统治者“相驰骋于枪林弹雨之中”，中国革命一定会取得胜利，一个独立、自由的新中国一定会建立起来。那种“自暴”、“自弃”的观点是不必要的。在《革命军》的结尾，他满怀豪情地高呼：“中华共和国万岁！”“中华共和国四万万同胞的自由万岁！”

三

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代表，邹容在《革命军》中所阐述的思想，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某些弱点。由于对帝国主义缺乏本质的认识，片面认为帝国主义之所以敢于侵略中国，完全是由腐朽的清政府所造成，因此，他就未能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纲领。在反对清政府的问题上，也未能把少数统治者与满族人民严格区别开来，错误地将满族称为“贱族”、“异种”，要“诛绝五百万有奇披毛戴角之满洲种”等等，这又反映出他在思想上还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大汉族主义和种族复仇主义的倾向。

但是，在当时的另史条件下，邹容《革命军》的出版，在思想战线上确实如同投下了一颗威力无比的精神炸弹，起到了石破天惊，震聋发聘的作用。这是因为，在1903年“拒俄运动”以后，民主革命运动虽然已经崛起，但其队伍尚处在集结过程中，加以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尚未建立起强用力的宣传阵地，革命理论亦绝少有系统的宣传，所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主义思潮在当时的思想界仍具有巨大影响。不少人虽有着高度的爱国主义觉悟，但对革命尚缺乏明确的认识和深入的理解。所谓“朝贵之忌革也，流俗之骇革也，仁人君子之忧革也，以为是盖放巢流彘，悬首太白，系沮东门之谓也。”[22]此即大致反映了当时社会各阶层对革命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与章太炎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的同时，邹容出版了《革命军》一书，以充满面爱国-及浅近明快的语言，第一次从正面比较完整、系统地论述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必要性，明确提出并具体阐述了通过暴力革命推翻清朝封建专制政府、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主张，无疑是具有重大意义的。这一光辉著作，有力地批判了保皇派反对革命的种种谬论，以鲜明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武装了革命党人，成了革命高潮即将到来的战斗号角。因此，这本书一出版，就受到革命派的热烈欢迎。章太炎主动为《革命军》作序，称它这“义师先声”。[23]上海《苏报》在1903年6月9日，发表《读<革命军>》和《介绍 <革命军>》两文。前一篇文章说该书“以国民主义为干，以仇满为用，……根极公理，驱以犀利之笔，达以浅直之词。虽顽懦之夫，目睹其事，耳闻其语，则罔不面亦耳热，心跳肺张，作拔剑砍地，奋身入海之状。鸣呼！此诚今日国民教育第一教科书也。”[24]后篇文章说：“若能以此书普及四万万之脑海”[25]，中国一定会蓬勃兴起。《革命军》的发表，在当时中国的思想界，确实是轰动一时。

《革命军》影响之大，还可以从反动派的态度看出来。清政府对该书的出版，极端恐惧和仇视，惊呼“此书逆乱，从古所无，竞敢谤及列祖列宗，竞敢直书庙讳，劝动天下造反”[26]。于是，它迫不及待地勾结帝国主义，制造了震惊中外的“苏报案”事件，使邹容陷于囹圄，并于1905年将其迫害致死；终年仅20岁。清政府本来想通过《苏报》案来扼杀革命的宣传活动的，结果却适得其反，革命思想的传播反而由于这个案件的发生更加扩大。邹容入狱和逝世以后，《革命军》进一步遍销国内外。在辛亥革命爆发前，《革命军》前后重印20余次，销售量达110多万册，占清末革命书刊销售量的第一位。已故辛亥革命老人吴玉章回快说：“邹容的《革命军》出版，革命的旗帜就更为鲜明了”，虽然今天看来，其中的观点已过时了，但在当时，它“对人们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跃进到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却起了很大的推动和用。因此，它的历史意义是不可泯灭的。”[27]《革命军》确实为当时的革命者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为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建立中华民国做了舆论准备，正因为如此，中华民国建立后，南京临时政府为表彰邹容的革命功勋，特授予他“大将军”荣街。在邹容家乡重庆，有“邹容烈士纪念碑”和“邹容路”，永远表达着后人对这位英雄的景仰和悼念。

（资料来源：中华文史网编辑部整理。）

注释

[1] 鲁迅：《杂记》，《鲁迅全集》第1卷，第205页。

[2] 《革命军》，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1册（本文从第二个问题起，凡引文未注明出处者，皆引自《革命军》）。

[3]《邹容致邹蕴丹书》，《文物》，1975年第11期。

[4] 邹鲁：《邹容列传》，《中国国民党史稿》第5册。

[5] 章炳麟：《赠大将军君墓表》，《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

[6] 冯自由：《<革命军>作者邹容》《革命逸史》第2集。

[7] 邹鲁：《邹容列传》，《中国国民党史稿》第5册。

[8]《邹容致邹蕴丹书》，《文物》，1975年第11期。

[9]《情议报》第81册。

[10]《中国灭亡论》，《辛亥革命前十年间论选集》第1卷，上册第。

[11]《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35页。

[12]《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第243、244页

[13] 冯自由：《中国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第56页。

[14]《革命军》，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1册（本文从第二个问题起，凡引文未注明出处者，皆引自《革命军》）。

[15] 《蜀中先烈备徵录》卷一。

[16] 《新闻报》，1903年12月5日。

[17] 《革命军》，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1册（本文从第二个问题起，凡引文未注明出处者，皆引自《革命军》）。

[18]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编：《拒俄运动》批1卷，第231页。

[19] 《革命军》，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1册（本文从第二个问题起，凡引文未注明出处者，皆引自《革命军》）。

[20] 《中国近代-思想论著选辑》下册，第814页。

[21]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31页。

[22] 《革命军》，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1册（本文从第二个问题起，凡引文未注明出处者，皆引自《革命军》）。

[23]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第243、244页。

[24] 章太炎：《<革命军>序》《辛亥革命》第1册。

[25] 张篁溪：《苏报案实录》，《辛亥革命》第1册。

[26] 张篁溪：《苏报案实录》，《辛亥革命》第1册。

[27] 《苏报鼓革命清方档案》，《辛亥革命》第1册。

28 吴玉章：《辛亥革命》，第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