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简，朝鲜人。清乾隆中，其女入贡得幸，册封贵嫔，授简官户部郎中。简为人多心思，手创武英殿聚珍版程式，颇称精巧。清主甚亲幸之。简亦感特达恩，愿世为臣仆，呈请入内务府旗籍，后仕至户部尚书。初，简官都统兼户部侍郎。时因补服违制得处分。乾隆谕内阁曰：“本日召见都统金简，见其补服狮子尾端绣有小锦鸡一只。怪而问之。则对以奴才以都统兼户部侍郎，侍郎系文职二品。然照例文武兼官章服当从其尊者，故绣此以表兼综文武之恩荣耳。章服乃国家大典，岂容任意儿戏。金简著交部议处。” 

这条史料概述了金简的家世与经历，此条所记字数不多，舛讹不少，需要厘正。一、“清乾隆中，其女入贡得幸，册封贵嫔”,史实有误。 “其女”实乃金简“女弟”。是武备院卿三保之女。  即与乾隆帝合葬裕陵的淑嘉皇贵妃。“金简女弟为高宗贵妃”。[1]“入贡得幸”，此言给人以错觉，似乎金简之妹是朝鲜国的贡女，其实不然。金氏家族由朝鲜国加入满洲已有百年，其妹乃是选中之“秀女”。乾隆中入贡，时间亦有差。她“事高宗潜邸，为贵人”。[2]雍正年间，金简妹与和硕宝亲王弘历已结秦晋之好。二、“册封贵嫔，授简官户部郎中”，时间有错。此句妹兄似有“同步之嫌”。其妹册封嘉嫔于乾隆二年（1737年）十二月，而金简任职户部汉右侍郎是在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兄妹“册封”与授职并非同时。而“仕至户部尚书”，则无此事。三、“简亦感特达恩，愿世为臣仆，呈请入内务府旗籍”，情节不对。金简的曾祖三达礼早在天聪元年（1627年）同其兄新达礼就自朝鲜国归附了后金，国初编入内务府汉军正黄旗。[3]传至金简已四代，早已融入满洲。[4]而“呈请入内务府旗籍”之事是讹言。四、补服上“狮子”与“锦鸡”并绣，实有其事，但记的场合与事实不确切。《清高宗实录》卷一千一百六乾隆四十五年五月戊子记载，金简至惠贤村接驾，高宗弘历见其所穿补服锦鸡旁又绣一头小狮子，降旨询问，从何处得此补服样式？据奏覆从前李质頴、舒文、福海俱各送有补子，但实不能记系何人所送。补服名器所关，弘历指令即行查明何处翻出，将此样式撤改。 《大观》中将“锦鸡”与“狮子”颠倒了。圣上并未处罚金简。《大观》这条史料也给人们一个提示，援引笔记野史中的史事要核对官书所记，应慎用之。金简，字可亭，[5]朝鲜人。生时未详，卒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 十二月。初隶内务府汉军正黄旗。其妹为高宗贵妃，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正月，仁宗“命其族改为满洲”，赐姓金佳氏，《玉牒》中淑嘉皇贵妃金氏亦改为金佳氏。[6]实为“抬旗”，即由内务府包衣旗抬入上三旗满洲正黄旗。金氏家族在太宗时期已加入满洲，成为“辽左名家”、朝鲜望门。金简生于清朝，长于清朝。乾隆十五年（1750年），由内务府笔帖式升主事。次年，晋员外郎。三十年（1765年），擢郎中。三十五年，授奉宸宛卿。三十七年 （1772年），升总管内务府大臣。翌年三月，命办武英殿监刻各项事宜。十二月， 充四库全书处副总裁。三十九年，任户部汉右侍郎。未久，又授镶黄旗汉军副都统，赏戴花翎。四十二年，调补户部满右侍郎。次年（1778年）闰六月，办《四库全书荟要》。八月，署工部尚书。四十五年三月，转补户部左侍郎。四十六年六月，总理工程事务。四十八年七月，擢工部尚书。又授镶黄旗汉军都统。 五十七年（1792年）迁吏部尚书。[7]  金简起于戚畹，又得高宗弘历的器重。 他参与了乾隆朝一些重要的-、经济、文化建设， 成为一代股肱名臣。 

清查钱粮完善制度堵漏洞 

    铸造钱币为国家要务，也是发展经济和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要因素之一。后金立国，即颁铸钱之文。重视钱法，以利足国裕民。定鼎燕京，府事孔修，内于户部设宝泉局，工部设宝源局，外则开鼓铸局于直省。“凡开停鼓铸，增减炉座，无时不以便民计”。[8]雍正初期，因铜铅解运迟滞，制钱数量减少，[9]如宝泉局每年铸钱四十卯（铜钱二千串为一卯），“因铜铅解运甚迟，减四卯”。[10]也因“奸民囤积居奇”私销毁铸，致使钱价日昂。乾隆初年，京师钱价持续昂贵，“银一两仅易八百文”。官府采取在大兴、宛平置钱行官牙，诏发工部节慎库钱、直省皆增炉广铸等举措，钱价暂趋于平。[11]
    乾隆三十九年七月，金简升任户部汉右侍郎，管理钱法堂。次年，他“查现存局钱，甚属充裕，市价亦平减，每银一两值制钱九百五六十文”。[12]为保钱价的平稳，勿使泛铸，于是，上疏建策： 

京局鼓铸，每年七十五卯，钱九         十三万七千三百五十千，除支用外，每年余二万余千，加以节年余存，连闰扣至年底，除预放次年正月分饷钱，有余钱十余万千，即遇闰（月）尽可将余钱抵放。请裁去闰月四卯，俾余钱得归实用。   

    金简以户部宝泉局现存钱充裕，钱价亦平，奏请将本年闰月加铸四卯暂行裁减。得到乾隆帝的谕准。金简审时度势，实心任事，四十二年六月，调补户部满右侍郎。四十五年（1780年）三月，改户部满左侍郎。直到四十八年七月，升任工部尚书。他在户部任职九年，主管钱法堂，所举之事，多体圣意。
    乾隆初期，官员侵盗钱粮案件屡屡发生。高宗弘历多次降旨，对此类题参“速行审结定拟，以伸国法”。十二年（1747年），一次性处死一批官位显赫的贪污犯。不立“斩监候”，以警其余。但贪贿之风非但没禁住，却愈刮愈烈。四十三年八月，金简署理工部尚书。十月，盛京将军弘晌奏：“盘查盛京户部库贮银，亏短甚多，显有侵盗情弊。请旨审办。”乾隆帝著派金简带三库司员，并谙习平兑之人，及较准平法，驰驿前往盛京，会同弘晌，查办具奏。经查盛京库银，金简等奏，平兑库项共短银一万四千九百余两。前署关防拉萨礼，及现任关防彝伦，更换口袋，偷窃银两，并楼军等进库零星窃银，诸弊真切。[13]乾隆帝对此案颇重视，即降谕旨：        

据金简等奏，查办盛京银库亏短银两一事，所有案内应行审究之掌关防郎中彝伦，副关防勒尔谨、协领王宾等，业经严审革职外，其副关防已升刑部员外郎拉萨礼，前任司库已升任大理寺评事傅通，现在京城。又库使亿龄、百禄，亦因请领俸饷来京，俱著革职，交兵部派员，分别押解前往，交金简等严审，定拟具奏。[14] 

金简遵旨认真审核案涉人员，特将拉萨礼、彝伦等依法分别定罪有差。十二月，他又针对银库管理上的诸种弊端，导致官吏监守自盗，奏请酌定盛京银库章程：        

一支放俸饷，应令正副关防等，先将数目报明将军、户部两衙门。每年十月，将军会同侍郎盘查一次，咨在京户部存案。一副关防等进京请领三省俸饷，运回车价，向于领出银内提用，报明在京户部转咨请。嗣后运脚，由部支领，作正开销，毋许提用滋弊。一开库收放，应用各楼军出库时，切实搜检。一库内各官，应量予养廉，并酌定办公经费，在余平项下开销。一银库事务，请令将军兼管。[15]

金简拟定的银库管理五项措施，纠正银库陋习，部议如所请。
     在查办盛京银库一案的同时，又发锦州协领富伸宝等科敛船户银两案，因事涉盛京将军弘晌，解任质审。弘历将福康安调补盛京将军，会同金简一并审办。[16]此案以“商酌办差之费”为名，传集店户、船户面商“凑银”，变相摊敛。此事不仅发生锦州、锦县，牛庄、盖州等地亦有。金简一一严肃查办。乾隆五十年七月，身为工部尚书的金简针对所属节慎和制造二库陋规，上陈《酌减浮费折》，调整二库月折钱粮诸款，如下：

一、坛庙陈设器皿，及零星油饰各工，用制造库食粮匠应役。惟锯、石、瓦匠临时外雇，请于营缮司原设食粮搭材、琉璃等匠四十五名内，酌减九名，添设锯、石、瓦等匠。既可无需外雇，并省工价。仍派营缮司制造库满汉司官各二员，作为值本，专司消算。

一、坛庙殿宇，及禁城围墙各处，拔草添瓦等工，若照历年估计成数添补，不免虚靡。嗣后各该处预期册报工部查估，令承办司员妥办。仍有破坏，著落赔修。

一、内廷各工，俱归内务府管理。惟禁城沟渠，每年工部派员经办。匠役出入，殊多不便，应改归内务府经管。即令值年大臣专司其事。[17]

    军机大臣议覆，“均应如所奏”。并将京通十五仓座，每年工部派员经理拔草构抿，浮费八千余两，改为不得超过三千五百两，请载入《工部则例》。乾隆帝从金简之请。尽管后来因矛盾，工部侍郎德成参酌金简折奏为“一人酌定咨覆，殊与体制未合”。但乾隆帝仍支持金简建策。[18] 
    上述诸事件说明，从中央到地方一批官吏侵吞国家钱财，贪贿之风日炽。金简在查办诸案的善后中，力图从制度上采取措施，堵塞漏洞，刹住吏治的不良风尚。应当肯定金简的举措是有积极意义的。然而，乾隆中期后，吏治窳败势成。乾隆帝严惩贪官污吏，大开杀戒，但重禁不能止。当然，金简所采用的措施在局部缓解一些弊端。但从政局整体颓势上看，已无济于事。吏治不清，这是“康乾盛世”由盛转衰的重要因素之一。 

总理督办工程  标本未兼治 

    乾隆四十三年八月，高宗弘历东巡，沿途目睹盛京各处城垣多有坍塌，令随行军机大臣等勘估，发帑银兴工，进行修葺。而工部尚书事务，交金简暂行署理。四十六年六月，命总理工部事务。四十八年（1783年）七月，补授工部尚书汉缺。五十六年（1791年）十月，由汉缺改满缺尚书。次年八月，改满缺吏部尚书。他在工部先后任职十余年内。乾隆帝多次命其董理重要工程，督修造办。
    金简奉旨主持督修的重点工程有三项，一、疏浚京畿淤塞河道，即卢沟桥水道工役和静宜园碧云寺泉水清源。二、承办“辟雍”工程。三、修葺明朝十三陵。皆因工程如期竣工，受到乾隆帝嘉奖。
    永定河发源于晋北宁武县境内，属桑干河下游。该河自门头沟三家店起，由山区丘陵进入平原，其地以上水域属该河的中上游流域，此处的北京门头沟地区与河北怀来、涿鹿等地相连，山峦叠翠，森林茂密。从金、元、明、清定都北京以来，国家大兴土木，城乡百姓生活所用大量木料炭薪，大量来源此地。永定河上游成为了北京城所用木材的主要采伐地之一。尤其是元代过量地砍伐，林木殆尽，荒山秃岭，又不复植，水土流失加剧，泥沙淤积河道，雨水稍丰，河水便改道，顺天府属永清、霸州、文安等州县被灾，威胁京师。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造成河患频仍。原本清澈之河在元明乃至清康熙前已有“浑河”、“小黄河”、“无定河”之称。[19]此河虽经康熙朝的大力整治，建堤挑河，浚深河床，[20]河水暂得安澜，“浊流底定”。康熙帝赐名“永定河”。然而，由于该河中上游自然生态的恶化，水土遗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到了乾隆年间，河内泥沙壅积，河床升高，水患不断。金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始建的卢沟石桥为例，乾隆时，历时五百余年的石桥11孔洞，泥沙淤积几近洞顶，水出细流。一遇山洪，河水四溢，遗患黎民。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三月，金简奏报履勘卢沟桥石道工程。疏称：“桥石淤沙过甚，刨验至七八尺深，始见装板石，是桥券分位，半为积沙所淤，河水不能畅流。拟于中流五孔，各为抽沟一通，俾大溜直达，始无阻滞。”足见乾隆中叶永定河泥沙积沉深厚，以至卢沟拱桥11孔涵洞不能使湍激的河水畅洩。乾隆帝弘历对此颇关注，南巡途幸金山时，即降谕旨：  

     卢沟桥洞，积沙渐淤，自应挑滩宽深，俾河流畅达，就势可以刷沙，于河道桥工，均有裨益。但刘峨于办理河务，素未深悉，自不如兰第锡熟谙，且此事年久，非不可缓之紧要工程。著兰第锡于今年筹办防讯事宜，伏秋雨讯已过之后，至朕热河回銮时，即行往卢沟桥，会同金简、刘峨，相度情形，妥协办理具奏。将此各遇便传谕知之。[21] 

    永定河工，关系京城和京畿安危。清前期诸帝对此尤重视。乾隆帝已有明旨，身为工部尚书的金简自然不敢怠慢，经再次实地勘查，提出了整治疏导措施。其奏曰：“卢沟桥据永定河上游，水自石景山发源。每届河流盛涨，直趋桥下，势颇浩瀚。桥孔十一，惟偏东三孔尚有浅流，余皆淤涸。拟于中泓五孔，量加挑控，以期宣洩。仍请三四年疏浚一次，归入永定河。岁修业内，一体办理。”得旨谕允[22]。并将卢沟桥残损石块及桥东脱朽坏栏杆一一修缮。
    京城西郊静宜园（今香山）碧云寺之泉，源源不竭，旧有砌筑沟槽，及寺内僧房，俱引此水以资灌溉和食用。乾隆四十八年十二月以后，竟断流无水。将山石折开，淤泥渣土，全行出净，仍不能得水。高宗弘历命定亲王绵恩同金简等人细加履勘，查明泉口干涸之故，及疏浚之策。[23]二十天后，奏报碧云寺泉水不畅，实系淤塞，深挖六尺，水即涌下，并加疏导。[24]
    金简两次参与治水，其主要措施在于挑挖抽沟，以水刷沙，当时对缓解水患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因治标不治本，尚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水患问题。如同乾隆帝认为，西山一带开挖煤窑，将泉源刨断，是碧云寺水流量减少的原因。诚然，我们不能强求古人从今天生态环境的视角思考问题。但金简等人治河的实践，却给我们提供了如何保持人同自然环境的平衡与和谐，及免受大自然的惩罚的可贵的借鉴。
    乾隆三十八年二月，高宗弘历以“稽古国学”之制，天子曰“辟雍”，命建辟雍于太学国子监，补自元明以来，“典尚阙如”，以光盛典，著派礼部尚书德保，工部尚书兼管国子监事务刘墉等度地鸠工。[25]德保等遵旨总办辟雍图式，仿照《礼经》旧制，国子监内彝伦堂之南，营造辟雍。次年三月，刘墉等折奏，辟雍工程刨出之土，“多系沙性，除将堪用土方抵用外，尚需添买黄土五百八方”。又“应出运沙土九百五十五方，运至安定门北城根垫平”。“二共需银三千九百六十五两”。乾隆帝对此进行严厉批评，“所奏甚属非是”。运出买入黄土，“徒滋糜费”，“将来打土入地，不能再为刨看，最易作弊”。指出：刘墉“于工程未谙悉”，德保“原属无用之人”，对于工程，“自更懵然罔觉”。免去刘墉和德保工程督责，著派工部尚书金简查勘土方事宜，监督该项工程。[26]
    同年闰三月，金简奏报修建辟雍工程，呈请“应行增减更换之处”，“拟将池中蓄水四尺，尽足适观”。乾隆帝认为，“止须三尺，尽足适观，且易于换新水，可无停蓄垢污之虞”。令金简遵照妥办，“将灰土砖石如法成做，筑打坚实，不使稍有渗漏，方为妥善”。“殿座四面，仍应添安擎檐，庶足以壮观。且所费亦属无多”。[27]金简依旨而行。十一月下旬，宏伟壮丽的辟雍落成，并定明年春举行辟雍典礼。五十年二月，乾隆帝亲临新建辟雍，举行隆重的讲学礼。承办此工程的金简等人俱交部议叙加级。
    清朝入关后，满洲贵族对明朝表现出极大的尊崇，隆礼胜朝。如宣布为崇祯帝发丧三日，明宗室一律保存爵位，归顺汉官加级录用。特将崇祯帝以帝礼改葬思陵，并保护修葺明陵。顺治元年（1644年）十月初十日，方迁都北京，世祖福临御皇极门，颁即位诏于天下，所有合行条例，胪列51款。其中第14款为：“明国诸陵，仍用内员及陵户看守。拔给香火土地，仍春秋致祭。”[28]十四年（1657年）二月，世祖为免千载后“孜孜求治之主”的崇祯帝与失德亡国者“同类并观”，命工部遵谕勒碑，立思陵前，“以垂不朽”。[29]十六年十一月，世祖巡幸畿辅，途径昌平，“见明代诸陵的殿宇墙垣，倾圯已甚，近陵树木，多被砍伐”。即令工部“将残毁诸处，尽行修葺，见存树木，永禁樵采”，并“添设陵户，令其小心看守”。责成昌平州道官，不时严加巡察。[30]尔后，顺治、康熙帝皆亲临陵前奠酹。到了乾隆五十年，明十三陵又历经百数十年，“日就倾圯”。高宗弘历亲诣奠醊，周览之下，深为轸恻，对前代陵寝缮修保护，礼从其厚。著派尚书刘墉、德保、金简等董率经理。此次修复明陵殿宇工程，“即费至百万帑金，亦所不蕲”，“务斯完固”。[31]未久，金简驰赴昌平，遍阅明陵，将勘查情状和修复意见一并奏报。“明陵明楼、享殿、宫门、配芜，并多坍坏，应一体修葺。查诸陵惟思陵规制颇狭，似应加筑月台，并将原建享殿改造五间，宫门改造三间，用彰恩施优渥”。[32]疏入，如议所行。
    除了上述三个工程外，其它一些较重要工程项目，乾隆帝也往往钦派金简督办。如内廷宫殿易换琉璃瓦工料，修西直门等处石道，建雷神庙等京城建设任务，多命他主持修竣。金简敬谨襄事，深得乾隆帝的依重信赖。        

参与文化建设  刊印“聚珍版”图书 

         金简并非科举出身，而是由内府笔帖式跻身仕途。金氏家族归附清朝已有百余年，重视家族子弟文化素质的培养与提高，积极参加八旗举办的各类官学，有的还肄业于国子监，考取功名。在乾隆帝大力倡导“稽古右文”的环境下，金简的素养显著增强，吟诗作赋不辍。可惜金简传世的诗作无多，仅见于嘉庆年间铁保所辑的八旗诗歌总汇《熙朝雅颂集》收录的《皇上八旬万寿恭纪》二十首，颂扬了乾隆帝弘历的文治武功。[33]现抄录其中五首如下： 

八八筹添五五中，祥方和气万方同。

健行体与羲爻叶，敷锡畴因姒范通。

神海有泉皆道郦，瀛山无岳不呼嵩。

古稀天子孜孜日，又见星周斗柄东。 

沈辽左右肇王基，展谒常殷继序思。

乐府新题全韵体，豳宫旧事土风诗。

桐枝雪枉封因绍，葛本分荣秩有差。

谟烈五朝尊实录，皇图奕祀福多绥。 

鸿都十石峙崔嵬，篆古曾同吉日推。

籀史字原存约略，欧阳集录费猜疑。

秦权足正莆田误，周雅重编猎碣开。

若使昌黎生见此，羲娥今日焕昭回。 

川岳滂洋效祉长，纷纷嘉瑞入封章。

琼禾被野连双穗，瑶草当春见九光。

同气产如周士半，耆年书比绛人强。

          彤庭宴上三千叟，又领佺期介寿康。 

         尧襟舜抱剧冲涵，珥笔无须第颂谈。

         延喜华开丹篆刻，训彝义取绿图含。

         康强逢吉绵京忆，正直刚柔配两参。

         好德端归皇作极，和甘玉烛四时覃。                  

    金简的二十首诗，高屋建瓴，气势磅礴，一气呵成。读后给人一种心旷神怡之感，体现出诗作较高的艺术境界。诗歌内容宏富，引经据典，驰骋纵横。诗歌对仗工整，用词考究。这都充分地反映了金简的传统文化功底深厚，文学造诣较高。正是凭着金简良好的文化修养，乾隆帝弘历方多次差遣他办理文化事业。
    乾隆帝“以彰右文之盛”，文化建设的最大成就当首推编纂《四库全书》。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正月初四日，弘历“命中外搜辑（集）古今群书”，汇送京师，以彰千古同文之盛。次年二月十一日，在翰林院署内以西，前修辑《皇清文颖》、《功臣列传》之所，正式开馆编修《四库全书》。直至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二月，历时十年，卷帙浩繁的《四库全书》首部缮竣，藏于紫禁城文渊阁。该书其收录图书3457种，79070卷。到五十二年（1787年），又用七年时间，又抄录了六部，分藏圆明园文源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盛京文溯阁、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全书先后任命的总裁及下属编校人员近四百人，集中了当时社会一批名流学者，如彭元瑞、庄存与、谢墉、朱珪、纪昀、戴震、陆赐熊、邵晋涵、朱筠、于敏中、翁方纲、姚鼐、王念孙等几十人。而金简亦在其中。《四库全书》开馆不久，命金简办理武英殿监刻事宜，管理《四库全书》刊刻、刷印、装潢等事。十二月初十日，充任《四库全书》副总裁，及清字经馆副总裁。四十三年闰六月十五日，又派金简办理《四库全书荟要》。次年，乾隆帝以副总裁金简无阅书之责，专司《四库全书》“考核督催事务”，直至全书修竣。
    金简对《四库全书》的功绩不在编审，而是刊刻，开创用活字套版印刷巨型图书，即著名的“武英殿聚珍版”。因《四库全书》可谓鸿篇巨制，刻印并非易事。于是，金简详慎办理，务求精印。乾隆三十八年十月二十八日，金简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经过反复实验，进呈《酌办活字出版并呈套板样式》一折[34]。 

将来发刊（《四库全书》），不惟所用版片浩繁，且逐部刊刻亦需时日。臣详细思维，莫若刻做枣木活字套版一分，刷印各种书籍，比较刊版工料，省简悬殊。臣谨按御定《佩文诗韵》详加选择，除生僻字不常见于经传者不收集外，计应刊刻者约六千余字。此内虚字以及常用之熟字，每一字加至十字，或百字不等，约共需十余万字。又预备小注应刊之字，亦照大字，每一字加至十字，或百字不等，约需五万余字。大小合计不过十五万余字。遇有发刻一切书籍，只需将槽版照底本一摆，即可刷印成卷。倘其间尚有不敷应用之字，预备木子二千个，随时可以刊补。其书页行款大小式样，照依常行书籍尺寸刊作木槽版二十块，临时按底本将木字检校明确，摆置木槽版内，先刷印一张，交与校刊翰林处详校无误，然后刷印。 

    奏折指出，几万卷的《四库全书》按照传统的方法镌版印刷，不仅所用版片繁多，逐部刊刻时日久长。应采用枣木活字套版印刷方式，印制图书，刊版工料较之传统印术，会大为节省，并将具体程序做了细致说明。折子还对这种印刷工费用详加比较核算。 

         每百字工料需银八钱，十五万余字约需银一千二百余两。此外，成做木槽版，备添空木子以及盛木字箱格等项，再用银一、二百两，已敷置办。是此项需银通计不过一千四百余两。臣因以武英殿现存书籍核较，即如《史记》一部，计版二千六百七十五块，按枣木小版例，价银每块一钱，共该银二百六十七两五钱。计写刻字一百一十八万九千零，每写刻百字，工价银一钱，共用银一千一百八十余两。是此书仅一部，已费工料银一千四百五十余两。今刻枣木活字套版一分，通计亦不过用银一千四百余两，而各种书籍皆可资用。……如此，则事不繁而工力省，似属一劳久便。 

    折子请添设供事六员，分领摆字其事。提出将刊刻的木子十五万字，按韵分贮于带有抽屉的十个木箱，以便摆字。并把御制命校《永乐大典》诗刻成枣木活字套版，共四块，刷印黑红格子样式各五十张，恭呈御览。乾隆帝朱批：“甚好，照此办理。”次年四月二十五日，钦定武英殿现办《四库全书》之活字版，赐名为“武英殿聚珍版”。[35]五月十二日，又奏“核销制刻活字器具实用工料银两，请为定例”。比原定工料费银多出一百三十九两七钱五分。由广储司支领给发。上谕允行。金简精打细算，以枣木活字摆印书籍，“省刻工繁费”。用刻版一部《史记》的工费，制作一分套版，可资印各种书籍。这是金简对元代王祯木活字印刷术的继承与发展。
    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金简再上《请旨排印聚珍版刻法折》，回顾三年来办理聚珍版事务，排印过书籍三十余种，业经陆续呈进，达到了“工简事速”的目的。聚珍版的“一切章程渐皆习熟”。金简将聚珍版印刷术进行了总结，仿《墨法集要》体例，将现行办法，从造木子、刻字、字柜、槽版、夹条、顶木、中心木、类盘、套格、摆书、垫版、校对、刷印、归类、逐日轮转办法等一一说明。拟名《钦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缮绘清本，恭呈圣览。[36]降旨交《四库全书》处阅看。二十五日，总裁永瑢等议复，金简撰进《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一本，刊行书籍，“施工简而致用博，最为良法”。“纂辑成编，纪录颇为详备”。“此后刊书者，皆得有所遵循，于秘籍流传，殊有裨益”。[37]乾隆帝对金简采用聚珍版印刷术颇为赞赏。在《题武英殿聚珍版十韵》诗序[38]中指出： 

校辑《永乐大典》内之散简零编，并搜访天下遗籍，不下万余种，汇为《四库全书》。择人所罕觏，有裨世道人心，及足资考镜者，剞劂流传，嘉惠来学。第种类多则付雕非易。董武英殿事金简，以活字法为请，既不滥费枣梨，又不久淹岁月，用力省而成功速，至简且捷。考昔日沈括《笔谈》，记宋庆历中，有毕升为活版，以胶泥烧成。而陆深《金台纪闻》则云，毗陵人初用铅字，视版印尤巧便，斯皆活版之权舆。顾埏泥体粗，熔铅质软，俱不及锓木之工致。兹刻单字计二十五万余，虽数百十种之书，悉可取给，而校雠之精，今更有胜于古所云者。 

    序中充分地肯定了金简聚珍版印刷的长处，超出了宋代毕升的泥字及明代毗陵人的铅字印法，此术印书，省工省力，简捷快速。高宗弘历赋诗称颂其法，诗云： 

 稽古搜四库，于今突五车。
      开镌思寿世，积版或充闾。

 张帖唐院集，周文梁代余。
      同为制活字，用以印全书。

精越鹖冠体，富过邺架储。
      机圆省雕氏，功倍谢钞胥。

联腋事堪例，埏泥法似疏。
      毁铜昔悔彼，刊木此惭予。

既复羡梨枣，还教慎鲁鱼。
      成编示来学，嘉惠志符初。 

    《四库全书》的编纂在古籍整理、校勘、辑佚、考订、版本、目录等方面都取得巨大的成就。金简用聚珍版印制了精美的《四库全书》，及又印聚珍版丛书138种，[39]显示了18世纪我国古代图书刷印的高超技艺，以及出版业的辉煌。金简以“聚珍版”印制大型图书之法，很快传播到朝鲜、越南等周边国家，印刷数量不少的聚珍本书籍。这对人类文明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的《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一书，是研究中国古代活字印刷史的珍贵文献。它已被译成英文、日文、德文刊布于世界。 

赘语        

金简在乾隆帝眼中是器识可用之人，加之其皇亲国戚的特殊地位，文武兼职，又在内廷行走，参与朝中要事。除前文所言外，还有多项。如乾隆四十六年，奉命改译辽、金、元三史人、地、官名，钦定名《三史国语解》。五十六年，处理已编入汉军的安南人黎维祁听人唆使，禀请归国事。次年，接侍英国使团玛噶尔尼等。协办有年，可谓“资分较深”之臣。乾隆帝多次议叙加级，命紫禁城骑马，与千叟宴，给予殊荣。金简为官几十年，也因失误，几次被交部议处，降职留任。幸赖高宗弘历屡次保全，得以仕途不惊。五十九年十二月，金简病逝。高宗弘历特降谕旨，曰：“吏部尚书金简，供职年久，谨慎小心。前闻患病，不时遣侍卫等往视，并派御医诊治。赏人参一斤，俾资培补，以冀速痊。兹闻溘逝，殊为轸惜。著赏给经被，以为饰终令典。并派皇孙绵懃带同侍卫十员，前往奠醊。”[40]祭葬如例，谥号勤恪。金简身居枢要之职，任官勤勉谨慎，供职朝廷，奋力做出政绩。但在君主专制的时代，很难充分发挥他们的智慧和才干。《清史稿》卷三百二十一列传一百八《论》曰：“金简起戚畹，所论铸钱，葺明陵，及黎维祁乞归国，并关国故，故比而次之。”此段评语似乎概括了金简一生的主要事情，给人一种视觉是金简一生的事迹平淡无奇。尽管金简为官未必如此。然而，清代专制主义统治下的官僚群体以皇帝的旨意为向背，大多数官员平庸无为，却是不争的事实。 

（资料来源：中华文史网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