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明万历年间开始，西方传教士即在江南地区展开了频繁的传教活动，利玛窦(Mathieu Ricci)、郭居静(Lazare Cattaneo)、罗如望（Jeao de Rocha）、潘国光（Fran?ois Brancati）等著名传教士均在这一地区传教。到清朝初年,江南一省就拥有大教堂12座，其他小堂及会口近百，教友人数达55100余人，当时天主教传播主要集中在上海附近及运河两岸，如淮安、扬州、南京、苏州、常熟、嘉定、泰仓、昆山、松江等地。[23]当时在江南地区传教的西教士主要是耶稣会士，而耶稣会士又是多以科技传教为手段，江南地区亦是明末最早受西方科技影响的地区，故在明末，上海、南京等地已经出现学会制造自鸣钟的中国人。1659年，G.布鲁塞尼在威尼斯出版的一本书中谈到： 

“中国人有很好的手工技艺……他们是有能力制作钟的，也可以制作小钟。”[24] 

1659年为清顺治十六年，故布鲁塞尼谈到的中国人制作钟表的技艺应是指清初时期，那他指的制钟地方是何处呢？到清初，广东人的制钟表技术尚未完全掌握（详见下证）。根据当时西方科技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几个区域来看，布鲁塞尼所指应该就是江南地区。江南地区应是我国最早学习接受西方钟表技术的地区。前引“近上海人仿其式亦能为之”及能制自鸣钟的南京人黄复初、吉坦然即是典型例证。苏州在江南地区并非天主教传播之中心，从当时的文献看，传教士在苏州的活动相对较少，故我们推估，苏州人仿制西洋钟表应晚于南京、上海。正是在南京、上海钟表生产的影响下，苏州才开始出现钟表生产，这就是将苏州钟表生产定在康熙时期的理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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