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校勘如扫落叶，旋扫旋生，再加上《四库全书》规模浩大，纂修工作繁杂，参与人员众多，虽经多次校勘，仍难免讹误之处。乾隆五十六年（1791）七月，乾隆帝翻阅文津阁《四库全书》，又发现其中《法言》一书开篇即有“将晋、唐及宋人注释名氏脱写”的疏误之处，遂下令将各阁全书“有似此脱误者，一体抽阅填改”[41]。于是，由文津阁书籍的脱漏，再次引发了内廷四阁全书的覆校工作。其中文渊阁《四库全书》的覆校在纪昀主持下继文源阁书籍校阅之后进行，尽管仍然查出不少错讹之处，但总体质量较之其他各阁大有提高，其中“舛漏条数视文源阁书较少十分之二”[42]。可见，由于文渊阁所在深宫禁地及其贮藏第一部《四库全书》的特殊地位，参与覆校工作的朝廷官员均不敢怠慢，校得比较认真。这无疑在相当程度上提高了阁书的质量。迄今文渊阁《四库全书》仍被公认为七阁全书中最好的一部，与其特殊的身份地位以及严格认真的两次覆校，是不无关系的。 

覆校之外，文渊阁《四库全书》还与其他阁书一道，先后进行过两次补遗工作。由于在《四库全书》纂修过程中，乾隆帝不断下令临时编纂各种书籍，并直接授意对某些书籍进行改纂增补，其中的部分书籍直至乾隆末年尚未完成，由此而造成四库书成之后仍有部分空函待补的现象。乾隆五十三年（1788），文渊、文源、文津各阁全书的第一次复校工作基本结束之后，空函书籍的补遗工作陆续开始。军机大臣奉令查核有待补写的空函书籍及新纂各书，计有《御制文集》、《御制诗集》、《钦定宗室王公功绩表传》、《钦定蒙古王公功绩表传》等22种书籍需要缮写，《万寿盛典》、《日讲诗经解义》、《诗经乐谱》等6种书籍尚在纂修，二者合计28种，约计250余函。这些书籍，有的原属武英殿、国史馆、方略馆、三通馆、翻书房分别承办，有的则为四库馆负责办理。由于四库馆在续缮三部《四库全书》告成后已经撤销，因此，乾隆帝谕令其他各馆承办之书，仍由各馆负责，并加派皇八子永璇和大臣彭元瑞、金简“会同该管总裁，督饬纂修、誊录等上紧赶办”；而原属四库馆办理各书，则交由武英殿办理，“并著军机大臣定立限期，随时查核，以期迅速完竣”[43]。当年年底，空函书籍的缮写工作全面展开，武英殿作为主要办理机构，负责缮写、校对、装函、上架等一应事宜。至乾隆五十六年（1791）十月，数十部空函书籍以及部分新修增补各书基本办理完竣，陆续装函庋阁，计每分各1600余册，250余函。由于这些书籍均系补办，未经详细校阅，因此，借内廷四阁全书第二次覆校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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