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汪琬读书的丘南草堂；云隐庵有明末文学家张凤翼读书处[179]。明代崇祯六年，复社在千人坐上举行过声势浩大的虎丘大会，令后人回肠荡气。康熙、乾隆祖孙各各六次南巡，每次均游览虎丘，赋诗题咏。历代文人雅士吟诵之作更不知凡几。由图上观之，虎丘寺之殿宇建筑已尽在画中。自下而上有正山门、二山门、五十三参、三山门、大雄宝殿、千佛阁、伽蓝殿，最高处即云岩寺塔，山腰有石梁飞架两崖，俗称“双吊桶”，其下即著名之剑池。剑池又为虎丘风景最胜处，故“虎丘剑池”已成为苏州古老美丽的象征[180]。《姑苏繁华图》后，乾隆末年有陆肇域、任兆麟的《虎阜志》，卷前绘有《虎丘山塘图》、《前山图》、《后山图》、《虎阜十景图》等，虽然文物古迹罗列详备，但无彩色图卷的绚丽多姿。
综上所述，徐扬绘图的时代，正值苏州经济文化繁荣昌盛的鼎盛时期，一轴《姑苏繁华图》，不独展示了其时苏州的喧阗市肆，而且将代表苏州文化的科举教育、戏曲丝竹、婚礼习俗、园林艺术等丰富内容无不尽情展示出来。图中很多场景，或为文献所难以展现，或可补文献之缺失，成为记录苏州文化的极为难得的有形宝贵遗产。较之其前后的相关图画，《姑苏繁华图》更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反映苏州繁华景象的，在此图之前，有王翚的康熙《南巡图》，在此图之后，有同为徐扬画的乾隆《南巡图》和乾隆末年英国使臣马戛尔尼随从画的图，这些图不只描绘苏州，其关于苏州部分自然无法与《姑苏繁华图》相比。反映明清城市繁华的，在《姑苏繁华图》之前，有大约成于明代嘉靖年间的反映南京风情的《南都繁会图》，大约成于万历年间的反映北京繁华的《皇都积胜图》，大约成于万历天启年间的反映南京城南市井风貌的《上元灯彩图》。这些图都绘录了不少店铺市招文化场景，但若论数量之多和内容之丰富，可以说，《姑苏繁华图》要远胜于以前的各种图卷；这些图皆无绘制确切年代，有的也难以肯定究为何地，因此要论时代之确切、描摹地段之明确，舍《姑苏繁华图》而无他。《姑苏繁华图》或许有些场景算不上精致，较之《南都繁会图》和康熙《南巡图》，其艺术水准或许稍有逊色，但其提供给世人的其时苏州城市文化的丰厚信息，却迥出其前后一两个世纪的同类画卷之上。《姑苏繁华图》堪称全面展示十八世纪早中期中国经济文化中心苏州城市风貌的人类文化宝贵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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