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会晤开始时，罗拔诺夫对拉度林暗示说，由德国在“赎辽费”问题上的不合作，致使“与日本之交涉陷于停顿”。拉度林听得此言，立即拿出他的杀手锏——俄国在“朋友”背后搞单独借款——予以反驳。 

[7] 按1885年6月10日（光绪十一年四月二十七日）《中法商约》：“中国日后创设铁路时，中国自向法国业此之人商办，……”1895年6月20日（光绪二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续议商约》内载：“越南铁路或已筑者，或日后拟添者，彼此议定，可由两国酌商妥订办法，接至中国界内”。在清廷第二次筹借款项时，法公使歪曲这两个商约，蛮横地要把越南同登铁路修至中国境内，起初想将其接至广西龙州，后又提出接至百色。总理衙门经过调查，“百色距龙州数百里，需款过多，渐近内地，已与法使臣言明不办”，而龙州至同登一段虽“尚可照约接造，惟应由中国自行建造，即酌用法国工料，固无不可”。这就彻底地粉碎了法国利用中国借款之机扩大在华利权的阴谋。 

[8] 此前，德国政府认为绅珂对清廷胡搅蛮缠的力度不够，于是以窦纳乐代其为驻华公使。 

[9] 在李鸿章、翁同龢采取的其他一些措施中，有加增田亩、铺屋等捐税，实际上是对广大下层群众的公开搜刮。鸦片战争后，广大下层群众所受的剥削、压迫日益加重，已无多少油水可刮了。翁同龢自己也认为此举实“极可愧叹”，许多官吏也纷纷上疏谏止。再如扣减旗兵俸饷，这就牵扯到自清初以来存在的八旗生计问题。“八旗生计”问题，自顺治定都北京之后即已出现，乾隆、嘉庆时期趋于尖锐，统治者想尽各种办法，采取了多种措施，始终未见成效，反而愈演愈烈。“盛世”时期尚且如此，那么处于日渐衰弱的光绪朝又如何能解决这一问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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