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各省教徒赴粤访求西洋神父，延请他们入内地传教的情况极为普遍。这些教徒受家乡教友的重托，或利用赴粤贸易的机会，或专程前往，通过在广州的中国教徒和罗马当家，找到西洋神甫，将他们乔装打扮，沿途护送，引入内地。这说明禁教之后，中国教徒不满足于私下奉教，甘冒风险，远程延请西洋神甫。这正是令乾隆帝极为恼火之处。他曾愤愤说道：“汝等如果安分习教，尚在可原，何得招致西洋人往来内地，私传经教？”[49] 地方大吏也对此十分反感，甚至把延请西洋神甫的中国教徒称之为“汉奸”。认为：“西洋人传教，势不能自来自去，总由内地匪徒……私下诱导所致。此等汉奸其情罪实浮于洋人。”[50]
其次，西方传教士潜入内地之后，往往在中国教民家中辗转居住。在这些教民的介绍和引领下进行传教活动，并受到教民的保护。康熙年间，传教士在各地建有许多教堂。他们在教堂内居住传教。自雍正大规模驱逐传教士之后，各地教堂或被毁坏，或充作他用。乾隆年间，西方传教士潜入内地之后，不得不在教民家中辗转居住。有的长达数年，有的仅为一天。例如被捕教民彭彝叙供认：“乾隆三十七年，刘林桂家请了西洋人李玛诺来传天主教，小的也拜李玛诺为师。……后又闻得庐陵县萧家从前也奉天主教，就于八月内引李玛诺到萧文湖、萧文汉家劝他们入教，都已允从。住了一夜，次日起程，又同到泰和县朱维干家，住了二日，朱维干同他侄儿朱乐廷听从入教持斋。李玛诺送给朱维干图像、经本、斋单。后一同到胡仿逸、胡兼友家相劝归教，住了二日，仍回万安。”[51]
其三，乾隆后期，许多教徒是世代相传，自幼入教。禁教几十年来，他们热诚如初，不仅保存着破旧经卷、图像、十字架等物，而且刊刻、散发新的经卷、瞻礼单等物，持斋念经。直隶宝坻县教民甚至初则在家祈祷，继则出钱盖堂，完全自传、自理、自给，不赖外力。乾隆后期不少教民曾因奉教受罚，但毫不悔改，仍旧私自奉行。由此可见，天主教自明末再传中国，至乾隆后期已近200年，传教基础奠立已久，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连根拔除的。宗教信仰一旦形成，武力迫胁或行政命令都难以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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