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具有批评性的讨论不够，今后应当加强争鸣。综观50年来的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我们发现，至少在四个问题上表现出了不同意见。一是中国疆域的界定，或者说是中国近代边疆的基础。这个问题尽管史学界进行过讨论，但意见仍没有取得一致。二是晚清政府在西藏的施政，张荫棠查办藏事的效果。有人认为这是西藏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是值得充分肯定的进步的改革，对后来西藏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也有人认为，张荫棠在西藏推行新政随心所欲，操之过急，直接给西藏上层分裂分子造成口实，难辞其咎。真实的情况到底怎样？双方还需要深入研究，也更需要进一步讨论。三是清末内蒙古的移民屯垦。有学者认为，清末大规模移民实边屯垦，从长远的历史影响看，对蒙古地区进一步土地开发，是有一定成效的，对蒙古族自身农业的发展，也有一定的益处。也有学者认为，清末移民实边造成了对内蒙古地区社会生产力的破坏，也没有起到充实地方、抵御帝国主义入侵的作用。由于两种意见争论不够，因此认识也没有接近。四是有关理论问题的认识。针对台湾学者林恩显阐述的边疆研究理论与方法，大陆学者马大正提出，不应当用边疆民族研究取代边疆研究。由于缺乏深入探讨，问题也只是点到这里为止。总之，50年来的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中，不是没有不同意见，只是因为缺乏交锋和讨论，各说各的，有些问题的认识才停滞不前。今后应当加强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中的争鸣，加强学术批评，以繁荣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

（稿件来源：《近代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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