术的政策,深表理解赞同。可以说,直至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由于没有受到外来文化的实质性冲击,固然表现出对自己文化的十足自信,但值得提出的却是那种严重的正统、自足的虚骄自大心理,乃至于对明末以来传入的西学,仍然本着严华夷之辩的古老信条,采取一种贬抑拒斥的态度。这就是19世纪后期中体西用说问世之前的社会文化背景。
鸦片战争中,中国受到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沉重打击而大败的事实,迫使中国的有识之士不得不对西学刮目相看。一方面,长久以来建立于华夷之别心理基础上正统自足、虚骄自大的文化观念,并未从根本上被破坏,仍会在继起的中西文化碰撞中顽固强烈地表现出来;另一方面,在古老中国受到近代西方文化强大冲击的情况下,如何处理新形势下的中学与西学的关系,或者说,当中国面临外来文化威胁而有生死存亡之虞的严重形势下,如何重新调整和定位自己的传统文化,已经作为不容回避的重大问题摆在全体国民之前。作为对它的回应,导致近代中国的民族文化思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持续不断波澜。
伴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出现一种引进西方科技文明的主张。这种主张要求把所谓中学置于主体地位,而所谓西学则置于辅助应用地位,因而一般称之为中体西用说。除此体用的概念表述中学、西学的关系外,还有“本末”、“本辅”、“道器”、“道艺”等诸种论拟表述形式。无论如何,这种主张的根本之处是在以中学为主体的前提下,引进西学并发挥其助益中国走上富强之路的效用。一般认为,中体西用说影响从洋务运动延续至维新变法时期。若从深层次剖示,中体西用说的提出,实乃中国文化在受到外来文化冲击时,出于一种民族自觉而做出的本能性回应。但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产生的直接原因,中体西用说实是洋务派开明人士及早期维新派人士,为引入西方文化而受到顽固派抵制时做出的文化辩解论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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