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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化问题研究述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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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10 10:31:3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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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开沅从对外反应与近代化的角度阐述了这一问题。他指出，人们常把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于近代化的认识过程区分为三个层次或三个阶段，即器物、制度、心性。这作为总体的大略勾画未尝不可，但如考察个别人物的思想与实践，则很难作如此简单明快的分割。即以魏源首倡的“师夷长技以制夷”而言，他所说的“技”并非仅限于器物，他也没有把“长技”狭隘地理解为单纯的技术或技巧。章开沅还指出，有些论者把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都列为追求制度变革的层次，这种说法有所依据但也不尽准确。诚然，戊戌维新要变的法确实是各种制度，包括与此相适应的一系列政策法令。然而，维新派同样重视物质文明与心性文明，并且理解物质、制度、心性之间的联系。这说明物质、制度、心性三种文明层次的勾画，在不同历史阶段虽然各有所侧重，但由于三者之间固有的密切联系，因此必然有互相交叉、重合、渗透之处。这说明社会变革或近代化乃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注：章开沅：《愤悱·讲画·变力——对外反应与中国近代化》，《历史研究》1991年第2期。）
孙占元认为近代化包括近代观念的转换、近代企业的创办和近代民主制度的汲纳三个方面的对近代文明的追求和实践活动。中国近代化的发展脉络是沿着这三个层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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