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佩孚不仅说君臣讲忠义，而且推行“武神”崇拜，他所谓的武神就是关羽和岳飞。据他考证，到清代初年，中国的武神就已经是关、岳两位，而武神的存在，作用就在于“统制军心而成为民众崇仰之对象”。（注：《吴佩孚先生集?传记》，第317页。台湾文海出版社民国55年版。）崇拜武神，恰在于他们的忠义，“若关圣帝，千里寻兄，岳武穆，志在攘夷，真所谓大义参天，增光日月矣。”（注：吴佩孚：《蓬莱讲话录》，《吴佩孚先生集》，台湾文海出版社，民国55年版，第170页。）对于武神，吴佩孚不仅宣讲，而且经常大摆香案，率部下叩拜，力求通过仪式的演练，达到精神渗透的作用。 

　　吴佩孚对儒学的推崇，固然带有强烈的实利色彩，无非是借以维系部众，增强凝聚力。但是他本人，至少从表现上看，也确实是一个道德主义者，身体力行着自己鼓吹的看起来有点背时的道德信条。虽然大家公认他的“主公”曹锟是个蠢材，但是他即使在掌握直系全部兵力的时候，也依然容忍着这个来自保定街头的闲汉，甚至在曹锟公开贿选，使他好容易挣来的国际形象分丢失殆尽之时，他依然守着做“臣子”的本分，甘受曹锟之弟曹锐为首的“津派”的诸多闲气，“终身事曹不贰”。不仅如此，在那个物欲横流，寡廉鲜耻的军阀世界，吴佩孚虽说行为有点乖僻夸张，但毕竟比较正。在军阀中，吴佩孚的确比较有爱国思想。五四时期，“报端几无日不有吴氏之通电，且语语爱国，字字为民，吴氏之大名，遂无人不知。（注：中国国史编辑社：《吴佩孚正传》，第31～32页。）人们都知道五四运动最后的胜利，是由于上海工人的声援，其实这种声援，也有在湖南前线的吴佩孚这样的实力派军人的一份。如果说这种五四时期的通电，还有做秀的成分，那么吴佩孚一生所宣称的“五不主义”（不做督军，不住租界，不结外人，不借外债，不敛钱），基本上还是做到了，直系控制北京政府时，是经济最困难的时期，却没有借一分钱外债。吴佩孚下野之后，被人赶得到处走，却始终没有像其他军阀一样进租界避祸。为了抵制军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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