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赞扬徐书是“沿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并提出,徐继畬已经充当了中国现代世界观的创造者和宗师的历史性角色。卫三畏在评论中追记徐雅厦门对话时说：“他于1844年1月到达那里，通过水师提督、舰艇军官和其他官员，听到许多关于停留在那里的外国人的情况。也许他在这时，已经计划撰写他的著作，因为雅裨理牧师谈起他时曾说，‘他是我迄今见过的中国高级官员中最爱寻根究底的人’；雅裨理在同时的日记中写道，他曾向徐继畬提供过地图和地理资料。同年5月，徐继畬再次来到厦门。雅裨理用一个下午的时间和他面对面交谈，给了他更多地理和历史的知识。‘他是大方和友好的’，雅裨理先生在日记中写道：‘当我尽力而为之后，显然他已经获得相当可观的知识；然而，徐继畬如饥似渴想了解的是世界各个中央王国的真实状况，这远胜过他对天堂真理的追寻。’”卫三畏显然利用了雅裨理寄给《中国丛报》的日记底稿。19
卫三畏对徐继畬的印象是如此之深,以致此后若干年,他在修订关于中国的不朽报道、19世纪在美国有相当广泛的关心中国的读者的《中国总论》时, 至少四次提起徐继畬。卫三畏书中说, 徐是鸦片战争以后,“沿海官员中能够看到其结果很可能是持久的和严重的”“少数几个富有思想的人”之一。他“比他们在京城的上级能更好地领悟,‘西洋人’在五个开放口岸的出现,对(中国)输入了持久的势力”。卫三畏引证说, 徐继畬是在厦门接待美国传教士雅裨理、文惠廉以及甘明博士的地方官员之一。徐“到他们的住处，在这里, 他们就有机会回答他关于域外国土、风俗习惯的理性询问”。20
东方伽利略也是东方卢梭
中国的专制时代，是臣民被专制君王和孔丘、朱熹之流牵着鼻子走的时代，*话语体系可以用“专制话语体系”来概括。尤其是12世纪之后，由宋元明清历代帝王推崇，朱熹的《四书集注》取代了《五经正义》的首要地位，成为官方主流意识形态，执中国思想界牛耳达六七百年，将中国带入东方中世纪。朱学的恶劣影响，至今未得到应有重视。早在明末耶稣会士东来，中西方发生实质性的文化交流初期，士大夫在长期专制重压下形成的不良心理，就为借鉴世界*文明成果造成巨大障碍。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指出：“因为他们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所以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大、*制度和学术的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成是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在他们看来，世上没有其他地方的国王、朝代或者文化是值得夸耀的。这种无知使他们越骄傲，而一旦真相大白，他们就越自卑。”并说：“从远古以来，君主政体就是中国人民所赞许的惟一政体。贵族政体、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