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乡组织是近代上海众多社会中间组织之一。（注：所谓社会中间组织，一般是指那些非政府、非营利且带有自愿性的致力于社会公益事业的社会中介组织，又被称为非政府组织、非赢利组织或第三部门。）对于上海这样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同乡组织在近代城市管理中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们在外来人口中发挥着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作用，从而不仅是沟通政府与外来人口的桥梁，同时也成为两者间矛盾的缓冲地带。同乡组织的存在与发展，既是近代上海社会管理的有效手段，又是近代上海社会平稳运行的非官方基础。 

　　　　　　一、政府缺位与开埠前后的同乡组织 

　　上海城市的移民性特征早在开埠以前便已较为突出地展现出来。自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政府开放海禁以后，上海的商业航运业便获得空前的发展。到鸦片战争前夕，上海县城周围“店铺多得惊人，各处商业繁盛，一进黄浦江就看到江上帆樯如林，表现出上海在商业上的重要性”。[1]（p.556）商业的发展使近代前夕的上海聚集了众多来自全国各地的以商人为主的外来人口，甚至有人夸张地认为：“游贾之仰给于邑中，无虑数十万人”。[2]（p.69）随着外来人口的增加，以同乡商人为主体的会馆组织也相继建立。自1754年安徽徽州、宁国人在上海建立徽宁会馆以后，到开埠前夕的1842年，上海县城内外由外省籍商人创设的会馆、公所至少已经达到27所。[3] 

　　同乡会馆本是由官方批准建立的民间组织，但是，由于清代上海知县既受制于财力的不足（实际上，在当时的财政体制下，上海县几乎谈不上有什么专门的地方财政收入），又受制于人力的局限，因而除征收赋税和维持治安外，官府很难对城市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进行全面管理。这种独特的*生态结构使地方官府许可之下成立的会馆组织成为外来人口实施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社会中间组织，尽管这种管理在很大程度上仍局限于民间的自我协商。正如劳伦斯?克里斯曼所指出的那样，在前近代时期的中国城市，外来经商者乃是“在不设引人注意的管理机构的情况下来管理自己”。[4]（p.654）也正是因为如此，有学者便将前近代时期上海的会馆定义为“基于商业移民和传统的乡土观念，客籍商帮在沪地为了内部互助互济和对外竞争排难，而集资公建的同乡、同业祀神集会的庙宇式的馆舍和公约性的为工商业服务的社会组织”。[5]当然，这种自我管理在某些时候又得到官方的鼓励与放大。比如，嘉庆十一年（1806年）时两江总督铁保便规定：“上海一地，凡客省商船进出口，皆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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