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知识变迁来解说*变迁，是知识*学的一个基本研究方法。早在清末就有不少 学者从学术竞争力、知识竞争力的差异角度寻找过中西方近世文明兴衰的根源。他们认 为“泰西何以强?有学也，学术有用，精益求精也。中国何以弱?失学也，学皆无用，虽 有亦无也。”(注：贯公：《振兴女学说》，《开智录》，1901年3月5日。)国学大师梁 启超更是直言“天地之间独一无二的大势力，何在乎?曰智慧而已矣，学术而已矣。”( 注：梁启超：《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梁启超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 ，第215页。)这是一条把学术、知识和文化视为影响社会发展的核心要素的理路，后来 成为推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大思想资源。然而，“五四”之后，知识之维的解释 权完全被经济之维、阶级之维所取代了。上世纪后半叶，西方后现代主义为挑战启蒙运 动理论范式的解释霸权，树起了“创新知识—解构传统—建构多元”的理论范式。尽管 后现代理论的诸多方面仍受到质疑和批评，但它无疑是对经济的、历史的“元叙事”方 式的冲击。(注：[美]史蒂文?塞德曼：《有争议的知识——后现代时代的社会理论》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89页。)本文选择晚清译书业的兴起和发展作为观 察传统*转型的切入点，正是透过知识变迁来理解*变迁，以补足“经济—*” 、“阶级—*”等研究范式的尝试。晚清译书业的兴起和发展不是一种简单的文化发 展现象，而是传统*在危机面前对知识领域的吁求。从晚清译书业主体、内容及目的 的转换中，可以窥视出我国传统*转型与知识转型间的互动逻辑。 

　　一、知识权力化社会：我国传统*转型的逻辑起点 

　　要把握中国传统*变迁的逻辑 ，不能不从中国传统社会的性质特征谈起。人们熟知，古典经济学家曾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为依据把中国传统社会概括为东方型社会的典型，认为在传统中国支配社会发展的力量是水利—农业—经济。韦伯批评这种分析方法是把“经济的”、“由经济决定的”以及“与经济有关的”因素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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