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 Muirhead）的看法具有一定代表性，他说：“上海是我们高度文明和基督教对整个中国产生影响的中心”，这里“遵照我们自己的司法和市政当局的要求，法律和秩序……极为美好地保持着”。很明显，照他们看来，是“外国人的统治”创造了上海的繁荣。当然，很多华人并不这样认为。20世纪20年代后期，中国政府要求收回租界的呼声渐高，1930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邀请南非联邦最高法院费唐法官（Hon. Richard Feetham）前来调查租界情形，在此背景下，上海的外侨与华商各界又就上海城市成长的主要因素发生争论。概括起来，有几种观点：1、“租界的*地位”? 外国人的*控制而产生的安全保障? 这是上海城市发展的唯一重要因素，很多外国人持这样的看法，尤其是当他们即将丧失而又不甘心丧失在上海的特权时；2、上海所处的“优越的地理位置”造就了这座大城市；3、一种比较折衷的观点，即承认外国租界在早期*上的安全保障，对促进资金和商业在上海的集中有其重要性，但“治外法权”一旦废除，上海因为其地理上的有利条件和重要性，依然会保持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和得到足够的贸易资金供给。
在近代上海成长的历程中，租界的建立，西方企业的设立，这些“外国的力量”的介入无疑起着主导作用。但同时我们认为，近代上海不是一块“飞地”，这座城市在短时期内崛起并形成如此庞大的规模，是与周边地区的经济资源、人文环境密不可分，这就是本文着重要分析的“江南因素”。
一 从苏、杭到上海：江南区域中心的转移
江南，泛指长江以南，但由于行政建置的变化及习惯等因素，历史上各个时期有不同的含义。我们这里所说的“江南”，以明清时期的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绍兴、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江宁（明称应天府）“十府”为核心区域，相当于今上海市、江苏南部及浙江一带。
大致说来，唐宋以前的江南偏处一域，远离中国*重心所在的中原地区，因而也远离*、军事集团冲突的核心，避免了战争的破坏与摧毁，地缘上的因素反使这一方人少受震荡而享有一个长久安宁、稳定的环境。从晚唐到宋代，江南地区间也遭受战火侵扰，但总的说来是宁静、和平的。也就在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重心日渐南移，江南成为全国的赋税重地。富足、安乐，使江南苏、杭一带渐享了“人间天堂”的美誉。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继续在全国保持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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