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不得自由，一切营业不得自由。世界普通所有之人权，大概尽为所侵削，而复日处生命危险之地位。”（注：《论生命权》，1907年8月2日《时报》。）这是与以发扬民权为根本精神的宪政理念背道而驰的。由此，民间舆论便进而怀疑清政府预备立宪的真实性，并对其宪政前途深感疑虑。“就今日皖变观之，毕现政府专制野蛮真面目，而后知乌头可白、马角可生，立宪竟不可期也。呜呼，政府将以此终古耶！”（注：彦农来稿：《论政府今日不可强立征服地位》，1907年8月11日《时报》。）民间舆论从抨击秋瑾案出发，转而质疑清政府预备立宪的前途，这是日暮途穷的清政府实在难以承受的巨大压力。
三、清朝官府之恐慌及其应对举措
徐锡麟、秋瑾在安徽、浙江的革命活动虽然没有获得成功，但因此而造成的革命声势及其影响却是巨大的。一方面，革命风潮给清朝官府造成了极大的心理恐慌；另一方面，民间舆论的渲染进一步给清朝官府施加了更大的压力。这期间，清朝官府的表现及其应对策略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犹如一枚投向清朝官场的炸弹，使各级政府官员惊恐万状，惶惶不可终日。据《申报》报道：“皖抚恩新帅被刺后，内而政府，外而疆吏，无不＠④＠④危惧。闻江督端午帅昨日致张香帅函有云：先防康梁党，后防革命党，继防留学生，今又防及候补道，实令人防不胜防，时局如斯，惟守‘死生有命’一语，庶坐卧可以稍安也。”（注：《皖抚恩新帅被刺十四志?附武昌访函》，1907年7月24日《申报》。）秋瑾案发后，绍兴城里更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阖郡居民，莫不惊怖”（注：《皖抚恩新帅被刺十一志》，1907年7月21日《申报》。）。举国上下，一片惊恐。时论以为：“自徐锡麟刺杀恩抚，而一班官场除满族外无一而非革命党矣；自秋竞雄因株连而死，而一班女界学生亦无一而非革命党矣。弓影疑蛇，闻弦落雁。是以外省官员入觐，而使内阁代为验看，则政府之心目中，几以男者人人为徐锡麟，其女子人人为秋竞雄。”（注：《论消除革命在实行立宪》，1907年7月27日《申报》。）徐锡麟、秋瑾事件带给清末官府的恐慌可想而知。
徐锡麟、秋瑾事件，是革命党势力在内地蔓延的信号。徐锡麟、秋瑾等革命党人能够轻易地潜伏政界、学界，既表明了清政府*控制力的削弱，又为其继续维护王朝统治的稳固埋下了无穷的隐患，可以说实在是防不胜防。当然，就个人而言，最好的防备办法就是尽量减少与人接触的机会。但是，对于一个政府来说，要做到这一点真是谈何容易！清政府最初本能的防备措施，也恰恰是这样做的。上自朝廷，下至各级政府要员，都在想方设法以自保。清廷甚至改变官员引见礼制，其谕旨称：“嗣后各衙门引见人员，暂归内阁验放”（注：《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3册，第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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