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因为清廷没有实行真正的立宪。“欲消除革命之祸，屏绝恐慌之患，非实行立宪，其道未由。”（注：《论革命恐慌之结果》，1907年8月6日《申报》。）这种观念直接影响了某些政府要员，甚至影响了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促使其下定决心，加速实行立宪。以立宪消除革命，本是清政府实行预备立宪的初衷之一，因此要清政府认同这种观念并不困难。如在徐锡麟事件发生后，两江总督端方致电铁良称：“吾等自此以后无安枕之一日，不如放开手段，力图改良，以期有益于天下。”（注：《京师近信》，1907年7月26日《时报》。）无独有偶，刚刚进京入枢的张之洞在觐见慈禧太后时也以速行立宪对奏：“问：出洋学生排满闹得凶，如何得了？对：只须速行立宪，此等风潮自然平息。出洋学生，其中多可用之材，总宜破格录用。至于孙汶，在海外并无魄力，平日虚张声势，全是臣工自相惊扰。务请明降恩旨，大赦党人，不准任意株连，以后地方闹事，须认明民变与匪乱，不得概以革命党奏报。旨：立宪事我亦以为然，现在已派汪大燮、达寿、于式枚三人出洋考察，刻下正在预备，必要实行。对：立宪实行愈速愈妙，预备两字实在误国。”（注：《八月初七日张之洞入京奏对大略》，《时务汇录?丁未时务杂录》，所藏档，乙F99。）可见，端方的“放开手段，力图改良”与张之洞的“速行立宪”主张，既是迫于排满革命风潮压力的结果，也是清政府试图缓解和消除这种压力的积极应对举措。对此，慈禧太后也别无选择。据《时报》报道：“太后因韩皇让位刺激脑筋，特面谕军机大臣从速实行立宪。”（注：《电报一》，1907年7月25日《时报》。）显然，慈禧太后赞成速行立宪，主要是着眼于大清王朝政权统治的稳固问题。
在此前后，出使大臣陆徵祥、钱恂在参加海牙国际和平会议时，有鉴于中国国际地位的危机，而奏请朝廷“赶速立宪”。他们认为，中国虽已宣布预备立宪，“明知此时程度未足，非逐渐预备未易实行。然立宪宗旨不妨再行确实宣布，以示决无更动，其一切条目自可从容酌议。如此则列强起敬，邦基乃巩。”（注：《陆钱两使奏请速行立宪以救危局》，1907年8月8日《申报》。）河南巡抚林绍年（赞虞）在被清廷召见时，也奏请“从速宣布实行立宪年限，俾各省认真预备，朝野有所遵从”（注：《林中丞奏请宣布实行立宪年限》，1907年9月6日《申报》。）。清廷一面催促第二次出洋考察宪政大臣汪大燮、达寿、于式枚迅速启程，“以便归国后采择施行，勿任久为延缓，致生阻力”（注：《两宫谕催考察宪政大臣启程》，1907年9月17日《申报》。），一面加紧实行立宪的步伐。1907年9月20日，清廷谕令设立作为“议院基础”的资政院。9月30日，正式宣布预备立宪以君主立宪为宗旨，“前经降旨预备立宪，原以君主立宪为吾国政体所最宜。薄海臣民，咸当确切辨明，免涉误会；内外百官俱有长民之责，尤须认真讲明，以示趋向。著在京各部院、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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