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瑾案本是徐锡麟案之余波，何以能一石激起千层浪，而使江浙舆论界产生那么巨大的反响呢？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据浙江巡抚张曾ｙáｎｇ＠①办理此案的档案资料以及当时上海媒体的舆论报道，秋瑾案的基本案情是清楚的。徐锡麟案发后，其所创办的绍兴大通学堂自在官府清查之列。其时，浙江巡抚张曾ｙáｎｇ＠①从金华府知府电禀得知“武义县获匪供系大通学堂学生勾结起事”，而两江总督端方也电称大通学堂“徐匪死党必多”，因即电饬绍兴知府贵福查办。贵福又得乡绅胡某、袁某密报，大通体育会女教员秋瑾与会党首领竺绍康等密谋于六月初十日（7月19日）起事，有党众万余人之多，当即星夜赴省城请兵。张曾ｙáｎｇ＠①派杭州新军第一标标统李益智率兵两队前往绍兴，协助贵福逮捕了秋瑾等人。因贵福平时与大通学堂多有来往，甚至曾认秋瑾为义女，审讯时又被秋瑾指为“同党”，遂恐祸及己身，乃电禀张曾ｙáｎｇ＠①请将秋瑾“先行正法”。贵福在得到张氏“秋瑾即行正法”的电谕后，即迅速处死了秋瑾。（注：张曾ｙáｎｇ＠①电奏稿及其与贵福往来函电，见故宫档案馆辑《浙江办理秋瑾革命全案》，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87-190页。相关报刊资料有：《记大通学堂秋瑾被杀事》、《徐锡麟株连案余闻》，1907年7月21、24日《时报》；《越郡党祸风潮纪实》，1907年8月2日《南方报》；《株连秋瑾女士确耗》、《新军骚扰学堂之罪状》、《秋瑾冤杀之原因》、《秋瑾女士冤杀之历史》、《越郡罗织党案余闻》，1907年7月20、22、23、28日、8月5日《申报》。）就这样，秋瑾试图在浙江密谋发动的会党起义被扼杀在萌芽状态。 

　　此案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张曾ｙáｎｇ＠①以谋乱罪为前提对秋瑾案采取了“就地正法”的措施，这在晚清中国本是很自然的。例如，徐锡麟被“就地正法”后，孙宝ｘｕāｎ＠②日记称：“徐当场被擒，讯实口供，就地正法，取心血以祭恩（铭）焉。”（注：孙宝ｘｕāｎ＠②：《忘山庐日记》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046页。）这至少从字面上看不出有何惊诧之意。但另一方面，这种仅凭口供判案并立即执行的司法行为，与近代法制观念及其司法程序颇有距离，此举在近代法制社会中确是过于轻率的举措，颇有草菅人命之嫌，因而正在要求实行立宪的民间舆论对此大加非议，也就不足为怪了。 

　　据考证，晚清“就地正法之制”始于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之时，本是非常时期的非常制度，曾经起到了维护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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