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瑾被害后，舆论哗然，各界人士纷纷上书，质问、谴责有关当局。据报载：“某四女士以其并无供词实据，深痛女界之摧残，特函致张抚询问：秋瑾女士究竟因何定罪？持何证据？”（注：《徐锡麟革命之余波》，1907年7月27日《申报》。）“越郡士绅以秋女士并无叛逆证据，亦无口供，联名上控嵊县；各学堂亦以无故查抄*学生，禀请赔偿名誉。而贵知府则置之不理，现亦须分投上控矣。”（注：《秋瑾女士冤杀之历史》，1907年7月28日《申报》。）“留东全浙学生致浙抚电：皖案逮捕株连，显背去年谕旨，祸及学界，尤恐酿成巨变，乞大帅主持。”（注：《秋瑾冤杀之余波?留东全浙学生致浙抚电》，1907年7月31日《申报》。）“浙省同乡京官将奏请昭雪。”（注：《越郡罗织党案余闻》，1907年8月5日《申报》。）甚至有人电告即将进京入枢的湖广总督张之洞，认为“越案株连太多，刑讯太酷，人心摇动，恐激事端”，希望他出面“主持”。（注：《光绪三十三年七月二十日温州孙（诒让）主事来电》，《张之洞存各处来电稿》，所藏档，甲182-418。） 

　　迫于民怨鼎沸的压力，张曾ｙáｎｇ＠①在无奈之际，一面先行择要电奏朝廷，一面发布安民告示，宣称秋瑾在徐锡麟创办的大通学堂，与武义、嵊县匪党勾结，密谋起事，已派兵破获，查获秋瑾亲笔悖逆字据及枪弹马匹多件，业将秋瑾正法。“奸谋已破，匪党散走，除仍严拿各首要外，其误信邪说并不知逆谋实情者，无论何项人等，概不拿究。”（注：张曾＠③电奏稿及告示稿，见《浙江办理秋瑾革命全案》，《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三），第187-188、189页。）一方面向朝廷保证继续严拿逆党，另一方面要求所属人民安居乐业。 

　　张曾ｙáｎｇ＠①此举遭到舆论的严词辩驳，被斥为欺上瞒下。《时报》发表两篇署名“胡马”的社论，直言“绍兴残杀之惨剧，起于贵守，成于张抚”；指责浙抚安民告示“支离诞谩”，电奏稿“愈益虚无荒谬，海市蜃楼，不可究诘。欺罔天威，草菅民命，肆无忌惮，闻者发指。”社论首先从法制的角度立论，“夫法也者，立国唯一之元素也”，认为无论是民主共和，还是君主立宪，都应以立法、守法为急务，即使专制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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