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万人左右。随着这两大阶级队伍的不断壮大，其组织力量也大大加强。1914年3月15日，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宣告成立，这是民族资产阶级的第一个全国性的商会组织，有力地推动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继续发展，继续从事革命斗争。同时，1912年也成立了中华民国工党，这虽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工会组织，而是有工人、资本家、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一起参加的工团组织，却表现了工人阶级开始觉醒，要求参与*活动的强烈愿望，并具备了参与或组织社团的组织力量。这说明工人和资本家不总是处在矛盾对立和斗争的地位，他们之间虽然存在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但他们又是对立统一体，谁也离不开谁，存在着共同的利益，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谋求祖国独立富强的斗争中，他们有一些共同利益，能够走到一起。这也说明：随着民族资产阶级的继续发展壮大，已经认识到工人阶级的巨大力量，必须联合工人阶级一起共同奋斗。从此，不仅一些小资产阶级激进派，逐步转而向工人阶级靠拢，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也使整个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开始跳出辛亥革命时期脱离广大工农群众，孤军奋战的怪圈，向工农大众靠拢，将同盟会时期的旧三民主义，逐步发展为新三民主义，从而为后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国共合作打下了基础。
自然，民国初年的这场“产业革命热”也有其局限性。首先就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放松了*斗争的警惕。自“产业革命”兴起以后，特别是在南北议和告成，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以后，许多革命党人都一心埋头于实业，而将政权和盘托出，拱手交给了袁世凯，天真地认为“今日满清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唯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后吾人所当致力的，即在此事”。[35](P.318)殊不知袁世凯的“为人以善藏假面具著称，机诈百出，于专制君主一席思尝鼎一脔者久矣”。[36]其“专制锢毒，根于天性，与共和政体无相容之理”，[37]一旦政权到手，便利用其*权力，不断加强其专制独裁统治，迫走总理唐绍仪，利用军警强制参议院通过陆征祥内阁，杀害革命元勋张振武，刺杀国民党领袖宋教仁，擅借“善后大借款”，直至动用武力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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