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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军与江南社会变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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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10 10:32:3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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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擅予他人，取其天赀，田主不能过问。……若初垦之时，斗狠强夺，受害之状，官弗见也；既垦之后，起征潜逃，代偿之，官弗闻也。至于显而争讼，隐而诱窃，强而劫略，弱而逃逋，遭累更不胜言。”（注：光绪八年《宜兴荆溪新志》卷3，《田亩记》。）这是政府招垦所带来的弊端。移民的“斗狠强夺”当然不是政府所能容忍的，说政府不闻不问，有点言过其实，但移民也成为该地区农业生产的主要力量和国赋的实际承担者，因此，政府有意无意地规避土客之争，也是事实。总之，随着大量移民的涌入，如何调停土客纷争，是地方当局痛感棘手的社会难题。曾任两江总督的沈葆桢1877年以后多次上奏朝廷，说即使以推迟经济恢复为代价，停止移民也是持重的措施。可见，当时大移民所带来的社会问题的严峻性。
太平天国失败后，从各地迁入江浙皖赣的移民人数已经不少，但远没有达到饱和的地步。与这些地方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的巨大需求相比，相距依然非常遥远。为了缓和劳动力的严重不足，苏南一位开明的绅士赞同购买西方农机和拖拉机，用改进生产工具来提高劳动效率，解决人少地多的矛盾。两江总督刘坤一在19世纪90年代后期的一份奏折中指出：在苏州新阳县仍有约10万亩以前课税的田地抛荒。与此相对应，原来寸土寸金的江南如今却出现了“垦种乏人”的尴尬局面。这个残酷的现实，一方面说明了太平天国战争曾经给全国最富庶、最发达的江南地区造成多么巨大的破坏；另一方面又势必导致土地的严重贬值，李希霍芬男爵所说的原来值4万铜钱一亩的良田如今只值1千文（80分），就反映了这种情况。在这种背景下，土地贱卖乃成为必然。同治后期，江南因“荒田垦种乏人”，土地贱卖就十分普遍。当时买得土地的人被称为“自种”者。土地的贱卖，无疑又给新移民们提供了一个拥有“恒产”的难得机会。于是，在太平天国的硝烟散去的时候，出现在江南废墟上辛勤垦拓的新移民们开始东挪西借置业购产，为拥有一份属于自己的产业而奋斗。来自全国各地的移民们在江南“田亩经界，改变旧形”的间隙中通过各种途径获得了一小块土地，成为“江南小地主”。
与所谓的“江南小地主”相比，由移民引发的另一种经济变动则更具有时代性。曾经因战乱被逼入条约口岸的官绅、地主和商人，他们在条约口岸立足、发展之后，又会从鼓鼓囊囊的钱袋里掏出一部分闲置的钱款重返乡下，购置便宜得不能再便宜的田产，并以在条约口岸学到手的经营理念进行面向市场的开发，为市场提供源源不断的需求品。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自己也摇身一变而为“工商地主”。譬如，江苏、皖南本不出产蚕丝，战后受对外贸易发展的推动，蚕丝的市场需求迅速放大，这些地方“往往辟良畴接湖桑”，大力发展蚕桑种植业，获利丰厚。另一个方面，随着条约口岸的快速兴起，那些生成于特定时势之中新的小土地所有者，即“江南小地主”，面对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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