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女真贵族更改族名、国名的时候，在明统治区内，正是农民革命如火如荼展开的时候，明统治者一方面要对金（清）作战，一方面要全力镇压农民军，在军费开支上，有对金（清）作战的所谓“辽饷”、以及镇压农民军的所谓“剿饷”和“练饷”，“三饷”的加派，使劳动人民苦不堪言。一度，明与女真贵族之间曾有过暗中勾结、密谋和议之事。天启时，袁崇焕和皇太极曾有信使往来，秘密议和。崇祯时，朱由检指示兵部尚书陈新甲和清贵族暗中接洽，进行和谈，“手诏往返者数十”，后因密谋泄露，引起朝臣议论，反杀陈新甲以掩饰。[25] 

在金（清）统治者和农民军两面夹攻之下，明统治者深感招架困难，力不从心，处境十分狼狈。一位曾经目睹明末局势变化的学者——夏允彝在他所著《幸存录》一书中这样说：明政府兵力，每每分散以御农民军；农民战争紧急，则调边兵征剿农民军；清军紧急，又撤征剿农民军之兵以御清军。终至清军、农民军、官军三患益张。国力耗竭，而事不可为矣！[26] 

起初，明统治集团在面对清军和农民军两大势力威逼之下，曾对当前形势作过轻重缓急的分析，主张先专心剿灭农民军，然后再养全力以制清。兵部为此上奏皇帝，疏陈方策，说：“一曰‘灭奴’（指对付清统治者，下同），先‘灭寇’（指对付农民军，下同）。逆奴负固，义在必讨。但以寇较之，奴尚隔藩篱，寇直逼堂奥矣。奴犹疥癣之疾，寇则膏肓之祟矣。……臣以为寇非等于奴，寇祸更速于奴。为今之计，心专心剪寇，而后养全力以制奴。……”[27]如上所说，不难看出，不管明军与金（清）八骑兵之间斗争如何激烈，实际上战争并没有在满、汉整个民族之间进行，而只是在汉族统治者与在*上被排挤的满族统治者之间进行。 

明末农民起义，是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错综复杂的情况下进行的。当金（清）统治者在山海关外节节取得胜利之时，也正是山海关内农民革命如疾风暴雨迅速发展之时。金（清）对明的战争，牵制了明军一部分主力，耗损了明统治者一部分财力、物力，客观上有利于农民军的发展；反过来，农民军在关内一次一次给明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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