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负着小儿子骑着马左右射击才逃出来，后来部众也降附了努尔哈赤[38]。1618年10月虎尔哈的纳哈达率部众一百来降，努尔哈赤把他们分列两行，愿留下的一行，愿回去的一行，还是有人愿意回去[39]，当然都是他们首领的意见。这些故事反映出，就在同一部族里，他们上层之间的思想意识、社会生活也是有所差别的，说明当时的社会思想是动荡的，在变。
努尔哈赤正是在变化中的一个。在他开始活动的第二年(1584)，一夜捉到一个贼，家人都主张杀掉，努尔哈赤说，“我若杀之，其主假*为名，必来加兵掠我粮食”。他这时想到的不是你来抢我，我就去抢你，而是想到“粮食被掠，部属缺食，必至叛散，部落散则孤立矣。彼必乘虚来攻，我等弓箭器械不足，何以御敌”[40]。从重视生产、重视粮食、重视战备这一观点衡量，他比当时其他一切奴隶主是进步的，这种思想一直支配着他到建国以后，攻下城镇，首先清查粮食，1622年(天启二年，天命七年)在右屯卫一次就运走米四十二万一千一百多斛，粟米一万五千二十多斛[41]。在他那个时代，交换是困难的。他注意交换所以重视商人，和他们广泛往来。我们在满文老档和其他文献中看到，在他建国时至少有三个大商人成了他的高级将领。开原商人刘兴祚[42]，后做副将；抚顺商人佟养性[43]，后做总兵；清河商人李继学，做都司，他儿子李国翰在进入北京后做定西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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