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在奏折中所讲述的道理已经不必再说，但他对那些“守旧礼官”肆无忌惮地攻击实际上开启了戊戌年间的新旧党争，将那些原本并不怎样坚决反对新政的官僚用力推向了对立面，无形中增加了新政的难度。事实上，自6月11日光绪皇帝代表清政府宣布将要实行新政改革以后，改革已经成为清政府内部的主流意识，即便有些官僚对某些改革措施可能存在一些看法，但他们在清政府必须通过改革获得新的活力这一点上其实都已经建立了共识。而康有为等人竭力渲染清廷内部的守旧力量，并通过各种方式向光绪皇帝不断灌输新旧不两立的意识，实际上是在自我设限，自己给自己树立对立面。也就是康有为代徐致靖拟折攻击那些“守旧礼官”的同一天（6月22日），曾受康有为大肆攻击的许应骙遵照光绪皇帝的指示“明白回奏”，对康有为代拟的弹劾奏折所提出的问题一一驳斥，并接受刚毅的建议反攻为守地攻击康有为。 

在这份回奏中，许应骙对康有为代拟的弹劾奏折所指责的几件事情进行了全面辩解，按照他的辩解，没有一件可以成立。比如弹劾折指责他“腹诽朝旨，在礼部倡言经济科无益，务使裁减其额，使得之极难，就之者寡”一节，许的辩解是，“查严修请设经济科一折，系下总署核议，臣与李鸿章等以其延揽人才转移风气起见，当经议准复陈。若臣意见参差，可不随同画稿，何至朝旨既下，忽生腹诽？夫诽存于腹，该御史奚从知之？任意捏造，已可概见”。按照这种解释，许应骙不仅不是经济科的反对者，而且是最早的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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