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分析表明,乙未举事与其说是一场真刀实枪的民主革命的操演,还不如说是一次纸上谈兵的头脑内部的革命。它虽然显示了行动的努力,但更多地体现了青年孙中山等人并不周详的主观设计。它主要还停留在想像的层次上,未来得及充分展开,便匆匆收束了。
但是,这次想像大于行动的举事,却促成了孙中山个人身份的巨大转变,使他从醉心于革命的想像者,转变为真实的革命者。
某种身份的转换,不仅取决于当事者本人的主观选择、定位和认同,还受制于他人的辨认、判断和认可。对于孙中山的身份转换来说,起重要作用的,便是清政府的态度和境外舆论。此前,孙中山的外在形象,是一名出身低微、但有着海外联系和教会背景的新式医生,虽“高谈时政,放言无忌”,但在时人看来,这只是青年人的偏激与张狂而已。[34]在两广总督谭钟麟的眼里,孙中山只不过是一名职业人士,至多也只能算是一介狂生。[35]但是,举事的确切消息为清政府所获悉那一刻,青年孙中山的外在形象便发生了突变,成了一个真实的反叛者。朝廷发布谕令,务必将孙中山等“首犯”迅速捕获;广东当局将孙中山列于悬赏缉捕的名单之首,[36]并派人前往香港,要求港英当局引渡孙中山等人。[37]随着孙中山的行踪转移,清政府在日本、美洲、东南亚、欧洲展开了长达一年的追踪,必欲将孙中山逮捕而后快,最终导致了“伦敦蒙难”事件,反而使孙中山因祸得福,其反叛者的形象和声名超越了广东、中国,走向了世界。[38]
如果说清政府的努力抬升了孙中山的反叛者形象,那么,香港和外国舆论的反应,则开始将其反叛行为与更广阔的世界格局,以及新的时代潮流结合起来,从而,一个革命者的新形象呼之欲出。
在举事的筹备阶段,香港的英文报纸《德臣西报》,就多次发表文章,将这次举事与传统的造反区别开来,并将它与新的潮流连在一起。例如,1895年3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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