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丘逢甲已成为日军搜捕的重要对象，藏身困难。6月6日，日军占领台北的前一天，即接到杂货商人辜显荣密报，将丘逢甲列为“匪首”。其密报称：

“本人为艋＠⑤之杂货商，行号称瑞昌成，姓名辜显荣，原住彰化县鹿港街。现台北巡抚，于清历二十日（我历4日）夜半逃走，于同时刻该巡抚官邸起火燃烧。基隆至台北沿道无一兵勇。台北府之良民，因被土匪掠夺金银货物，殊愿总督阁下率兵拯救良民，民等将沿街树白旗欢迎阁下入台。匪徒多为新竹及彰化地方人，俟阁下入台后，逐加镇抚，必悉归良民。匪徒之首领为丘逢甲，原来系一读书人。”此见于日军侵略台湾档案。从此，日军多方侦察丘逢甲的踪迹。如从日军档案里还找到另外两份谍报：第一份，是10月9日“间谍土人”的报告：“据桃仔园居民谓：丘鸿［逢］甲……正勒兵守在新竹。”第二份，是10月10日德国商人的报告：“改革台湾政府之首创者为旧江头人，系一文学家（引者按：指丘逢甲），其人已逃亡南部，并正募兵图与我抵抗。”（注：《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第12册，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74—75页。）这些谍报，既证明上述丘逢甲义军在新竹一带抗敌之事不虚，也证实了丘瑞甲《先兄仓海行状》“日人搜求急”（注：《岭云海日楼诗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418页。）之语的可靠性。时人记他为避日军之“严索”，“窜身深箐穷谷间”。（注：《中日战争》第6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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