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事情发生在刘永福口述自传的前几年，照理应该是记忆犹新，不会遗忘的，但在口述自传中我们却找不到有关这些事件的丝毫痕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唯一解释是可能这时候正处于袁世凯掌权，并镇压曾发动“二次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严峻时期，刘永福迫于环境压力，不敢叙述和记录自己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来往与联系，于是，他的所谓自传就恰恰缺少了这些重要的片断。而类似这样的情况其实是很多的，这就使得刘永福口述自传断断续续，并不完整，难以反映全面情况。
三、不知是由于情报来源失实，抑或刘永福误记或有意夸大，刘永福在谈到中法战争歼灭法军的人数时，动辄称歼敌“千余人”、“数千人”、“无算”，总计起来将是一个万余人的巨数。其实，我们查对当日战报，黑旗军阵斩安邺之役，不过歼敌数人至数十人；力歼李维业之役，杀伤法军只百余人；即使战果最大的左育之役，杀伤敌军亦仅４００余人，总计起来不会超过１０００人。可见刘永福口述自传夸大了战果十倍以至百倍，这在稍有军事常识的人看来，都知道是不可信的，推广开来，也会使人怀疑这些口述自传内容的准确性，影响了它的可信程度。
总之，由于各种版本的刘永福口述自传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严重缺陷，因而，它并不能帮助人们真正完全了解刘永福，反而会误导部分读者，带来消极影响。
影响刘永福研究和评价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刘永福早年曾参加过反清农民起义，但在起义失败十几年后，由于抗法斗争的需要，他又接受了清政府的官职，这在“极左思潮”肆虐的时代，刘永福便被一些研究者认为有“农民革命叛徒”的嫌疑。既有此污点，自然不宜进行过多的研究和给予过高的评价了。其实，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大多呈现三种模式：即陈胜、吴广及李自成、洪秀全等的改朝换代模式；梁山好汉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模式，以及主要为求生的模式，即由于主客观原因的影响使农民不能依靠正当劳动来维持生存，只得以参加起义的方式求生；而一旦内外环境发生改变后，他们又会放下武器，重作朝廷的良民。这种模式农民起义的最大特点，就是一般起义者的*色彩和*要求都较为淡薄，并没有与封建统治者斗争到底的决心。而刘永福参加反清农民起义也属于这种模式，即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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