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00年,孙中山发动惠州起义,就曾在台湾“罗致军事人员”,往援大陆[③⑩]。辛亥革命成功,孙中山在南灘就职临时大总统,其中有一位气度雍容的老者,代表台湾同胞参加就职典礼,并被选为参议院议员。他就是反割台斗争中名震一时的“台湾民主国副总统”、“义军首领”丘逢甲[③①]。
五四运动以后,祖国大陆各地更出现了许多台湾青年组成的爱国团体。在北京,有蔡元培、梁启超影响下的“北京台湾青年会”;在上海,有“台湾青年会”,继而又有“上海台湾青年团”;在广东,有郭沫若等人影响之下的“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厦门、南京等地,台湾学生联合会、同志等会等组织也纷纷建立[③②]。
尤其当抗日战争的烽火燃遍长城内外,台湾同胞更是*如潮,竞相内渡。据统计,仅抗战第一年,就有5万台胞秘密回国。他们在大陆纷纷成立抗日团体,其中有台湾青年党、台湾义勇队、台湾少年团、台湾青年医疗队、厦鼓中华青年复土血魂团、抗日复土大同盟、台湾革命青年大同盟、台湾国民党、台湾革命党。1940年3月,又有台湾国民党等5个抗日团体在重庆成立台湾革命团体联合会,翌年改称台湾革命同盟会[③③]。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当灾难降临祖国之际,这些曾被清政府可耻遗弃的“亚细亚的孤儿”[③④],带着对祖国的深情厚意,由海外归来。他们忍痛弃父母、田庐、妻儿于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之下血泪斑斑于不顾,却将全部身心倾注于满目疮痍、瘦骨嶙峋的祖国,这是何等宽阔的胸怀、何等执着的追求,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这是那千千万万中的一个:“我们如果救不了祖国,台湾便会真正的灭亡,我们的希望只系在祖国的复兴。祖国一亡,我们不但阻遏不了皇民化,连我们自己也会被新皇民消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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