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革命运动的原动力，也是完全由基督教而来的”；其三、“太平天国运动的推动力与支配力，亦完全是由太平基督教而来的”；其四、“不特太平革命的原始、与发动力及推动支配力是完全源出于太平基督教，而且其全部理想（或‘观念形态’）、行动、生活、制度、目的，——在*上（包括外交、名位、组织、礼仪、乡治及各种*施设等）、军事上（包括军律、军纪、战时祈祷、以上帝为其战神等）、文化上（包括科举、历法、教育、制艺、文体、书籍、思想等）、经济上（包括田制、钱币等）、社会上（包括妇女地位、提倡天足、婚姻等）、法律上（包括‘天条’十款、刑律六十二条）、道德伦理上（包括所吸收的儒家伦理、禁烟、禁娼、禁奴、禁酒、别男女、禁奸*邪行及其他等于清教徒的生活）——各方面，均完全受太平基督教之统一的总原则所支配的。一言以蔽之，他们要彻底改革全部人生之个人的与社会的生活及组织，使成为完全基督教化的‘新天地’，即是裨治文牧师所报告的‘神治主义’的国度”。
2、民族革命为主，社会革命为次说。这是台湾流行的看法，萧一山是这种观点的始作俑者。他在修订本《清代通史》中首先对宗教革命说提出质疑。认为“太平军是一派特别的基督教徒，而人们一向根据他们的基督教而判断太平军，这是不幸的事”。“太平天国是一种扫除一个已归无用的异族政府的企图”，是反满“民族革命”。因为：第一，太平天国实施*制度”，“不论军民官吏按人配给，禁止蓄有私财”；第二，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公田政策（《清代通史》卷下第1册第316—333页）。
此外，也有个别不同意太平天国是革命运动，而认为是“内乱”者。如郭廷以认为太平天国运动“究其本质，并无异于中国历史上的一般叛乱”。“曾国藩之讨伐洪秀全，是自卫战争，文化战争，思想战争，卫道战争”（《太平天国的极权统治》，《大陆杂志》第10卷第2期第25、32页）。
三、《天朝田亩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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