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不记，例如各家方志在台湾对外关系史方面的所记极简略，对荷兰、西班牙侵占时期台湾各族人民的历史状况更是所载不详，对台湾历史上人民的抗暴斗争，则多有诬蔑之词。连横对此深有痛感，他曾叹道：“顾吾观旧志，每蔑延平大义，而以一贵为盗贼矣！”［5］对台湾历史， 需要有人来进行一番总清算，以还其本来面目；尤其是在日本占台后文献多亡的情况下，这一工作益发显得必要而紧迫。连横本着一个台湾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一个中华子民的爱国心，勇敢而艰辛地承担了这一使命。
连横《台湾通史》摒弃了旧的帝王观。他批评“前人作史多详礼、乐、兵、刑，而于民生之丰啬、民德之隆污，每置缺如。”所以，他要使《台湾通史》各志中“自乡治以下，尤多民事。”在他看来，“国以人民为本，无民何以有国？”［6 ］这充分体现了连横所持的历史观是以人民为主体的进步史观。对台湾历史上许多人物和事件，《台湾通史》都从其进步史观出发，作了重新评价。如对郑成功这个著名的历史人物，清代方志、典籍多贬斥为“贼”、“寇”等，而《台湾通史》则将他作为民族英雄来对待，极其崇敬，对郑成功经营台湾以前活动于台湾海峡一带，被官方称为“海盗”的海上民间武装力量，连横认为许多都是豪杰义士，行为可嘉。《台湾通史》对被清政府诬为“贼民叛党”的事件，如朱一贵、林爽文、张丙、戴潮春等人领导的起义，都客观地认为是官方激压所致的“民变”。连横为朱一贵起义“追翻前案，直笔昭彰”，并说“蓝鼎之《平台纪略》中关于朱一贵之言‘固未足以可信’”。［2］（p.538）
修史不是件易事，自郑氏经营台湾至连横那个时代，“三百余载，无人能为此书。”在日本占领时期，编撰台湾历史不但困难，而且很危险，所以当时“三百余万人，又无人肯为此书。”而连横则担心台湾历史“将无以昭示后人”，［4］因而“毅然为之，抱其艰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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