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9年6月虎门焚烟期间，*的鸦片还继续偷“运到了香港”（参阅：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第204页；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第44—45、111、187页；《鸦片战争》资料第五册第39页；《鸦片战争及林则徐研究外文资料选译》（福建省史学会福州分会编），第72—73页；林纪熹译彼得·华德·费《鸦片战争，1840—1842》第十章。）此后，英国侵略者更把香港作为对抗中国禁烟和武装侵华的据点。正因此，林则徐指出，尖沙咀一带洋面（指香港地区海域）“四面环山（岛），藏风聚气，波恬浪静，水势宽深，英夷船只久欲倚为巢穴。”邓廷桢也说，英船常至香港“藉以避风浪，垂涎久矣！”（《林则徐集·奏稿》第797页；梁廷□《夷氛闻记》第51页。）
1839年5月，侵华战争的策划者们就宣称，要通过战争“得到我们自己的一个居留区，以便在英国国旗之下安家立业。”夺取香港岛作为“居留区”的策谋又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义律在1841年1月与琦善谈判割让香港时，竞迫不及待地单方面公布他和琦善“签订了”实际是议而未定、并未签订的所谓《川鼻草约》（参阅胡思庸、郑永福《〈川鼻草约〉考略》（光明日报1983年2月2日）。），武装占领了香港岛。然而，由于这个草约，既非正式条约，且仍容许中国在岛上收税，使该岛的地位类似当时的澳门，仍然“不是英王的属地”。英国政府并不满足，否定了这个草约。巴麦尊指责义律说：“在你和琦善之间，对于割让香港一节，并不像是签订了任何正式条约”； 而且“并不很像是把香港在绝对的主权上割让给英国”。充分暴露了英国政府企图夺取香港的“绝对主权”，把该岛完全变成“英王的属地”的野心。为了实现这一野心，巴麦尊在训令接替义律充当侵华全权代表的璞鼎查时，就一再强调：不论采取什么办法，都应签订一项正式的、“先得到中国皇帝批准”的、“以各自君主名义所签字的条约”（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第306—307、334—335、344、354、728、733、735、739—740、748—750、754页。）璞鼎查按此部署，《南京条约》终于把《对华条约草案》留下空白的拟割岛名填上了“香港”。在达到这一侵略目的之后，巴麦尊供称：“给皇帝提出的议和条款，恰恰就是我们命令我们的全权代表义律和璞鼎查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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