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六十年代的客观形势，使得台湾史学界很难在正常情况下开展活动，所以成就不明显，六十、七十年代受美国社会科学方法、结构主义史学的影响，遂从社会组织、社会结构探讨中国历史、社会史，杜正胜述及这段研究史，认为社会史学没有正确对待学科外的理论和方法，出现反客为主的现象；又将理论与史料对立起来，以前者为主，后者为仆，这种主仆颠倒，形不成社会史本身的理论，所以是“社会科学方法的贫乏”。他同时认为，虽无“显著成绩，但并不减低个人的成就”，如毛汉光、邢义田、何启民等人的研究专著的问世。似乎可以认为这个时期是台湾新史学的酝酿期。
　　2002年8月，中研院近史所吕芳上在关于女性口述史的座谈会上说，当前台湾史学倾向，集中在研究台湾史和文化史（新文化史），并转述他的同事张玉法的话，认为传统的*、经济、外交、文化仍应研究，不要被现时的主流思潮所掩盖。这给我们明确的信息是，当前台湾史学界出现台湾史和新文化史研究热，而女性史被视为新文化史的研究领域。台湾学者一般不讲社会史，而将新的史学研究视为“新史学”，女性史在大陆是归入社会史范畴的，台湾则纳进文化史，这类概念的有所不同，是我们在论及台湾社会史、新史学时应当注意到的问题。台湾史的研究不是本文的兴趣所在，仅就新文化史而言，它的研究热潮，反映的是八十年代以来台湾新史学的崛起，并有了长足发展，取得颇多成绩。这样说是否有事实的根据呢？笔者拟从研究机构的方向转变、新的研究群体、研究的具体内容和特点诸方面作出了解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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