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属于奢侈之列的活动与事项并不局限于吃喝嫖*等。在其他方面，例如康熙《汾阳县志》说：“乃今民间竞务奢靡，建*祠，崇鬼事，＠⑨亵不经之费，动千百计，财匮而俗亦敝矣”（注：康熙《汾阳县志》卷4《风俗》引知府赵乔年《风俗利弊说略》，康熙六十年刊本。）。康熙《南安县志》抱怨当地丧事“多用浮屠，功果之费用数倍于＠⑩身”（注：康熙《南安县志》卷19《杂志之二》，康熙十一年刊本。）。道光《泰安县志》说当地民风华靡夸耀时写到，“而最甚者，丧葬之靡文也，冥器刍灵，楮马俑车，备极工巧，至殡期，盛集优伶，杂以角ｄǐ＠(11)，墓门棚彩，干霄入云，所费动逾千金，夫孝子仁人之用心，附身附棺，必诚必信已耳，悦人耳目奚为哉”（注：道光《泰安县志》卷2《方舆志·风俗》，同治六年刊本。）？ 认为其所花费的事项等与丧事所应禀承的基本原则背道而驰。
仅就事项本身而言，究竟哪些事项属于奢侈之列，在明清时期的一般认识中并无完全统一的界限，但沉溺酒色等属于奢靡是毋庸置疑的。结合以上分析可见，明清人的奢靡判断中不仅包括有事项花费的多寡，而且有事项本身的合理性问题。
（三）是就某消费、事项与个人（或部分人）的收入相比较而言，指该消费与其收入不相称、甚至超过了其支付能力。
万历《兖州府志》记载定陶县时写到，“国初宫室尚朴，服不锦绮，器用陶瓦。成化以后，富居华丽，器用金银，陶以翠白，市井有十金之产，辄矜耀者有之”，将不思积蓄、与个人收入不相称的消费称作炫耀矜夸，但没有直接用奢侈一词。但随后记载城武县时写到，“迩来不事储蓄，宾客馈遗，流于奢侈”（注：万历《兖州府志》卷31《风俗》定陶县、城武县。）。已明确将其归于“奢侈”之列，明清时期的不少地方志即持如是观点。嘉靖《郾城县志》：“轻财纵奢，不知预防，百顷之家，无三年之蓄，一有旱荒，轻去其土”（注：嘉靖《郾城县志》卷1《风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 嘉靖《夏邑县志》：“但习渐奢靡，家鲜积藏云”（注：嘉靖《夏邑县志》卷1 《地理志·风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太原府原本风尚俭朴，后来“颇习侈靡，省会男子，不务蓄积，数金之家，尽炫耀于服饰”（注：《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301《太原府风俗考》，第10476页。）。康熙《巢县志》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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